最慢的阅读部分来自这本书的“他使遥不可及的语言变得近在咫尺”。虽然马悦然使用了散文一样的亲切笔调，深入浅出地展示了高本汉的学术成就，可是没有经过相关专业训练的我，阅读起来仍然感到吃力。我在阅读这一章所花去的时间，超过对其他所有章节的阅读时间。

马悦然从汉字的结构开始，经过了汉语的语音系统、古代汉语的音韵学结构等，论述了高本汉构拟和训释方面杰出的研究工作。最后讲述了高本汉如何让拉丁字母东进，在一九二八年的伦敦中国学会上作报告《汉语的拉丁字母》。高本汉在这一年“认为中国必须创造西方文字的拼写方法，以便创造一种基于口语的新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马悦然客观地赞扬了高本汉的老朋友、美国伯克利大学的赵元任教授。马悦然说：“由赵元任等创造并遵循高本汉讨论的原则的那套标音系统国语拉丁字母系统不为高本汉所接受，理由是‘离真实的读音相去甚远’。”马悦然继续说：“高本汉似乎没有发现赵元任拉丁字母系统的最大优越性。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组成的现代普通话的词借助拉丁字母拼音系统很容易联写：huoochejann（火车站），tzyhyohyhchaang（自由市场）。”

就像在阅读全书时可以感受到马悦然的博学多才一样，阅读本书的专业叙述段落时，可以充分领教马悦然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一章的阅读给予我这样的暗示：马悦然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来阐释高本汉的学术研究。

事实上，这样的暗示一直贯穿着我对这本书的阅读，当叙述来到高本汉丰富的人生经历时，我也同样感受到了马悦然的丰富人生经历。我在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马悦然的形象，他喝着威士忌，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讲到关键处常常戛然而止，举起空酒杯，用四川话说道：“没得酒得。”

为什么我要将马悦然所著的《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的副标题借用过来，改成《两位学者的肖像》作为此文的题目？这是因为我在阅读陌生的高本汉时，常常感受到熟悉的马悦然。基于这样的理由，我相信任何一个文本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潜文本。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在中国摁下的快门

记得二○○九年六月初的一天，法兰克福阳光明媚，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摄制组拉着我到处走动，让我一边行走一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他们首先把我拉到了法兰克福著名的红灯区，妖艳的霓虹灯在白天里仍然闪烁着色情的光芒，他们试图让我站立在某个暧昧的门口接受采访，马上有人从里面走出来驱赶我们，尝试了几次又被驱赶了几次以后，我只好站到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回答他们的第一个提问。然后又被他们带到了几处又脏又乱的地方，或站或坐地继续接受采访。我的德国翻译跟在后面，一路上都在用中文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他说法兰克福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那里？为什么尽是在法兰克福落后的地方拍摄？

现在，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在中国出版了。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中国人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繁荣的景象随处可见，可是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热衷于在中国的落后地区摁下快门，虽然他的镜头也有过对准富裕人家的时候，可是次数太少了。因此一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没有足够地表达出中国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的作品里已经流露出了这样的变化，问题是在为数不多的表达了生活富裕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让它们尽情散发出庸俗的气息。反而是在那些表达生活贫困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拍摄下了真诚和朴素的情感。于是，一些中国人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个荷兰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想，这样的批评者往往以爱国主义者自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爱国主义常常是用来批评艺术和艺术家的最好借口。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