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悦然精心编辑的高本汉作品年表来看，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他的专著出版和论文发表似乎应该按季节来计算，而不应该按年度计算。我看不出他什么时候休息过，偷懒的事他肯定是一辈子都没干过，就像他的母亲艾拉一样，艾拉说过：“懒的长工和温暖的床很难分开。”我担心高本汉可能成年后就不知道床的温暖滋味。好在他小时候知道母亲怀抱的温暖滋味，他在一九一○年十月发自山西太原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还是一个小不点的时候，‘懒’在妈妈的怀抱里是多么舒服。”

马悦然在书中写道：“一九五四年为庆祝高本汉六十五岁生日，远东博物馆里的人把他过去发表在博物馆年刊上的文章结集后用精装出版，高本汉激动地喊出：‘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

如此勤奋的老师必然会带出勤奋的学生，一九九七年我们一行人在斯德哥尔摩参观瑞典学院图书馆时，图书馆工作人员事先将马悦然的专著和翻译作品堆满了一张很大的桌子，就在我们感到惊讶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还有一些马悦然的作品没有放上去。当时站在一旁的马悦然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令我印象深刻。

高本汉、马伯乐、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家艰苦的学习经历，是今天学习中文的西方学生难以想象的，后来的马悦然这一代学者也是同样如此。马悦然在正式学习汉语之前，准备拉丁文考试时，为了消遣，阅读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经》，他惊讶三种译文的差距如此之大，便斗胆去请教高本汉，歪打正着地成为了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没有回到乌普萨拉，他留在了斯德哥尔摩，最初的几周里他“在中央火车站大厅长椅上、在公园里和四路环行电车上度过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图列广场，那里有适合人躺着的长椅子”。马悦然写道：“这些困难丝毫没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汉指导下学习中文的兴趣。”

二○○七年八月，我们开车从斯德哥尔摩前往乌普萨拉的路上，马悦然回首往事，讲述了高本汉第一次正式给他们上课时，拿出来的课文是《左传》。我听后吃了一惊，想象着高本汉如何在课堂上面对几个对中文一窍不通的学生朗读和讲解《左传》。马悦然最早对中文的理解，就是发现中文是单音节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单音节地敲打来记住中文句子的长度。我在想，马悦然为何有很长一段时间沉醉于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与此有关，是中文全然不同于西方语言的发音引导着他进入了汉语，然后又让他进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也是二○○七年，我在中国的报纸上读到马悦然的学生罗多弼教授接受采访的片段。罗多弼是在一九六○年代，也就是“文革”时期跟随马悦然学习汉学，当时瑞典的大学生里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罗多弼和他的同学们要求马悦然停止原来的中文课程，改用《毛泽东选集》和《红旗》杂志上课。

一九七○年代，西方的留学生来到中国之前，开始接受简单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国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军”、“我的妈妈是护士”之类的。他们来到中国，和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接受同样的教育。当中国的工农兵大学生问他们的爸爸和妈妈是做什么工作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留学生都是这样回答：“爸爸是解放军，妈妈是护士。”因为除了“解放军”和“护士”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职业的中文应该怎么说。

到了一九八○年代，“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留学生一到中国就学会了“下海”、“市场经济”这样的汉语词汇。一九九○年代以后，我遇到过一个美国女学生，到北京才几天时间，就会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我觉得，汉学家的历史，或者说学习汉语的历史，其实也折射出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从一个奇妙的角度出发，浓缩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迁。

因此，当我收到马悦然所著的《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时，我知道自己将要阅读的是汉学史的起源。这本书伴随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欧洲七国之行，又伴随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国南方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