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鉴于赣北战场相对平静，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定将第三十三师团调往华北，刚在上海组建的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被调至南昌，以接替三十三师团留下的防务。

调来一个旅团，换走一个师团，南昌方面的日军兵力自然将有所削弱。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茂中将因此提出，应在三十三师团被调走之前，趁兵力富裕发起一次进攻，以减少赣北中方第十九集团军的威胁。

此时冈村宁次已经离开武汉，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为园部和一郎中将。园部是“短切突击战”的倡导者，所谓“短切突击战”又名“短距离截断作战”，也就是以攻为守，但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一打马上就撤回来的一种防御战术。

园部同意大贺在“短切突击战”的范围内在赣北攻击一下，然而大贺所考虑的却并非一击这么简单，他是想沿续冈村在任时的重兵突击战术，利用这个机会完全消灭第十九集团军。

过去第十一军总部与各师团之间不是没有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不过冈村比较细心周到，经常会主动到一线师团的司令部去沟通思想，对各师团长的特长和个性也拿捏得住。园部做不到这一点，而师团长们又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会通过直接接受参谋本部或“中国派遣军”的命令，来绕过第十一军总部的限制。

你说要短切，我偏要重攻，彼此都不买对方的帐。当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少将来到南昌视察时，他的观感是第十一军总部“有些悲观”，第三十四师团司令部反而“信心很足”。

<h2>后退决战</h2>

由于想法不一致，仗还没打，赣北日军就与他们的总部出现了貌合神离的状况。冈村在任时，每次开战前夕，他都要乘坐飞机、汽车乃至汽艇，尽可能地遍访各参战师团，在鼓舞军心的同时，顺便掌握前线实情。这次不同，负实际指挥责任的园部自始至终都坐在汉口闭门造车地下命令，赣北参战的师旅团长们也毫不在乎，各自为战，各事战功，这种“轻浮疏忽”的举动，无疑触犯了兵家之大忌。

按照计划，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及第二十旅团从北、中、南三路实施分进合击。1941年3月15日，南北日军率先启动，这两路日军负责对中方第十九集团军侧翼的部队进行攻击，把它们压向中路，最后在被视为赣西北中心的上高完成合围歼灭。

战斗开始不久，北路设防的中方第七十军接到命令，要求其一部留下进行侧击，一部后撤至上高以北加入二线兵团。

虽然看上去只是简单的一道命令，但它反映的却是中方战略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直至南昌会战，中国军队采用的习惯性打法，都是一线展开的传统单线布防。单线布防需要填充大量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就调集多达七十个师，把整个上海防线都全部塞满了。

这是抗战早期的标准战略思想，它的好处之一是开始可以防较长时间。可是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防线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一旦一线阵地被突破，往后面去便不堪设想。淞沪会战是一溃千里，从上海到南京这一段几乎找不到较强的完整部队来继续设防。南昌会战也一样，当日军攻破前沿阵地时，罗卓英手中都没有援军可用以堵塞漏洞，及至日军即将兵临南昌城下，那么重要一座城池，城里居然仅有保安队和少量警察，奉新等要点则干脆只有警察可供维持秩序。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该守的地方没人守，一些对全局不起关键作用的地域，因为兵力正好充足，又往往守住了。一位对正面战场做过认真观察的驻华美国武官分析说，中国军队往往会轻易放弃那些只要几千人就能守住的阵地，反而在一个理论上不能防守的地方会死守好几个星期乃至好几个月。

这位武官对此表示无奈：“他们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打，为这个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中国人一定想这么打，是打着打着就成这样了。

在屡战屡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