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岭大捷给中国的民心士气带来了一股暖暖的春风。当阿特丽走进万家岭，她惊喜地看到那里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步枪、机关枪、“膏药旗”、防毒面具、望远镜、指挥刀，甚至还有许多日本兵贴身携带的“千人针”以及神符。就连前线将领用来款待她的食品，都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菠萝蜜罐头。

离前线越近，阿特丽越相信中国人能够守住武汉，但是李汉魂提醒她，一旦日军大规模施放毒气，中方阵线就很难守住了。

未几，李汉魂的话便不幸变成事实。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日军实施了毒气战，更主要的还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在整个武汉会战中，中方有109个师参战，日军只使用了9个师团、5个支队，但照旧可以占据主动进攻的地位，而万家岭大捷作为一个局部胜利，难以改变这一总的实力格局和趋势。

到万家岭战役结束时，武汉已处于日军南北包围和夹击之中。不过蒋介石早早就做好了撤离武汉的准备，据说他做出这一决策，与苏联顾问团团长崔可夫的建议不无关系。崔可夫认为，武汉全凭铁路、长江和后方联系，又是个湖沼地区，前进后撤，都必须通过轮渡和架设桥梁。如果战败后再从武汉后撤，就可能遭致和南京保卫战时一样的惨重损失。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宣布弃守，但是由于撤离及时，除了辎重损失较多外，日军没有能够捕捉到中方的任何一支大部队。

<h2>我们是民族的先锋</h2>

武汉失守，南面的长沙随即处于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七十四军奉令保卫长沙，五十一师、五十八师被用汽车、火车紧急输送至长沙外围进行布防。

11月12日晚上，七十四军到达长沙附近，军部即驻于长沙南郊，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长沙就被大火焚毁，而放火的居然不是日本人，是误以为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的自己人。

就算日军进了城，难道就可以把一座千年古城焚之一炬，让老百姓流离失所？中方指挥中枢在遇到可能的危险时，总是习惯性地表现出盲目、被动以及对国民生命财产的极度不负责任。这幕几乎与花园口决堤同出一辙的重大悲剧，足以把人心浇凉。阿特丽站在旁观者角度，说出了一番很辛辣的话：“危险总是存在于后方那些神经衰弱的分子之中，他们急于退却而不敢冒被杀的危险。他们讲的话可能比前方将领还更爱国，但是他们自己却并不想死。”

本要迎战日军的七十四军临时改变任务，被调入长沙城内处理善后事宜。因为军纪严明，七十四军与当地民众关系融洽，并在帮助长沙居民恢复家园期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得知抗日的英雄部队到了长沙，一些后方的抗敌演剧队纷纷赶来长沙进行慰问演出。经过演剧队的教唱，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抗日救亡歌曲开始在军营中回荡：《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头》……

演出过程中，带队演出的著名戏剧家田汉慕名造访了五十一师。通过广泛收集素材，他以张灵甫和张古山之战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剧目公演后，张灵甫及其七十四军更加声名远播，为国人所熟悉和了解。

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还泼墨润毫，亲自为七十四军创作了一首军歌。在嘹亮的歌声中，七十四军官兵被部队辉煌而光荣的战史所感召，他们齐唱、合唱、轮唱，一遍又一遍地激励着自己和战友：“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要担负先锋作用，没有足够力量是不行的。七十四军在南浔和万家岭战役中受损不小，而国内由于缺乏成熟完善的征兵制，一支伤亡较大的部队调到后方补充，往往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或接近原有水平，有的王牌部队就因为这个原因越打越弱，直至一蹶不振。

显然，想要长盛不衰，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满血复活。好在作为军委会直辖的战略总预备队，七十四军在补充兵员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能够优先分到一些黄埔学生作为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