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千里之外的黄州城中，有一介布衣正在默默地审视着中原危机的发展，从中他似乎嗅到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气息。

他就是半年前突然从汴京销声匿迹的索天雄。

索天雄与计洪奎再会于江南，颇费了一番周折。由于计玉珠遭遇不测，他不得不格外小心。他与索飞春离开汴京后，先向东行，而后突然又回程向西，兜了一个大圈子，确信身前背后俱无鹰犬伺候，方放心地改道南下。而在此间，顺发客栈的掌柜已先行潜回舒州，向计洪奎禀报了那场京城悲剧。

计洪奎闻知噩耗如雷击顶痛不欲生，但未因此忽略肩负的责任。为防官府顺藤摸瓜，他强压悲愤迅速做出布置，让“光明道”各骨干成员以适当方式分赴他乡隐蔽，他本人亦以身体患病为由，悄悄地关闭武馆撤出了舒州。考虑到索天雄父女可能仍会依约而来，计洪奎对受雇看守武馆的一个老者交代，如有来自北方的“表叔”找他，可告知来人，他的去向是黄州望江亭。

这个紧急转移措施采取得正是时候，恰巧使“光明道”躲过了一劫。原来，虽然危国祥由于种种不便而放弃了对“光明道”谋反线索的追查，淮南这边却出了问题。有个诨号“张魔头”的摩尼教组织者，因“传习魔教对抗朝廷”的罪名被捕，在官府的威逼利诱下“洗心革面弃暗投明”，招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淮南一带最大的“魔头”计洪奎。如果不是恰逢汴京噩耗传来，唤起了计洪奎的警觉，他和他的亲信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网打尽是毫无疑问的。计玉珠于无意间以自己的捐躯挽救了计洪奎和“光明道”众多弟兄的生命，这一巧合使得她的牺牲价值倍增。后来众弟兄知此情由，皆尊供其为“圣女”。

不知是没听清还是记性差，看守武馆的老者阴差阳错将“黄州”误说成了“洪州”。捕快们据其所言去洪州搜寻计洪奎，自然是徒劳无功。待他们回头想到应当在武馆设伏蹲守所谓“表叔”时，却已错过了时机。

索氏父女亦是根据老者所云去了洪州。父女俩将洪州城里里外外转了个遍，也没找到什么“望江亭”。后来索飞春灵机一动，想到往昔押镖路过黄州时，曾闻当地有此一亭，似乎是个小有名气的景观。索氏父女遂又调头向北赶往黄州，果然在那座临江而建的亭榭栏杆上找到了计洪奎刻下的暗记。索天雄亦留痕作为回应，双方于是才得聚首。这时已是夏末秋初。

“中州虎”这个名头的主要影响力是在中原，索天雄的江湖朋友多散布于两河一带，所以索天雄原本打算，与以计洪奎为首的“光明道”弟兄密商过有关问题后，即返北方活动。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在黄州做了较长时间的滞留。

客栈不是久居之所，父女俩便租了一处民居暂住，偶尔做些往来于周边地区的短途押镖营生。这样的营生赚不了几两银子，但于他们的生计无碍。因为索氏父女虽然是生活简朴，实际上并不缺钱。他们在南下途中收拾了一家恶霸，所得资财足够坐吃三年。而他们历年来所劫获的不义之财，早已不可胜数。不过这些钱他们从不乱花，而是每积累到一定数目，便悄悄地转移至一处人迹罕至的深山古刹掩藏，以备有朝一日作大用途。这个秘密除索氏父女及那神秘古刹里的“贫道”，再无旁人知晓。

在日常生活中，父女俩则一贯是布袍芒履粗茶淡饭。索飞春自幼跟随父亲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十分适应，而且拥有着一种自谓不凡的英侠感。

既然做不做押镖营生都不影响他们的温饱，为什么还一直要做？那是因为，一则这是个职业掩护；二则由此可扩大交际面；三则他们对这个行当有与生俱来的兴趣，觉得隔三岔五出去走一趟镖，比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快活得多。

索天雄滞留黄州，首先是因等候江南诸江湖首领之故。

计洪奎有意搞个有点规模的群英会，广邀远近义士前来一聚。根据形势的需要，索天雄表示赞同。各方人等到达时间不一，这便需要等待。待到人头聚齐，时已入冬。此刻汴京已陷入宗翰、宗望两路大军的合围，但因道路阻隔消息不畅，这里的人们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