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倒霉透顶的差事，又落到了康王赵构头上。他的皇兄赵桓竟让他与刑部尚书王云一道，作为什么“割地请和使”再度出使金营。而之所以走出这步不顾手足之情的臭棋，对赵桓而言，亦是出于无奈。

这段时间里，金军节节挺进，宋朝危机日深。

李纲被贬离京，大遂宗望心意。他抓住对方浑浑噩噩之机挥师疾进，大败宋军于井陉，长驱直入天威军，继而拿下了河朔要镇真定府。真定守将都钤辖刘翊力战身亡，知府李邈被俘就义。宗翰的西路军自攻克太原后亦所向披靡，一路上平阳、威胜、德隆等郡府相继告破。十月中，宗望、宗翰胜利会师于山西平定军。平定军当然不会是金军征战的终结地，他们的下一个会师目标，不用说便是汴京城。

这种险峻形势不能不引起宋朝朝野震动。由何栗带头，若干大臣奏请赵桓宜速做应急准备。何栗建议将天下二十三路划分为东西南北四道，建三京及邓州为都总管府，分总四道之兵，缓急间以羽檄召各道兵马入卫京师。赵桓眼见金军攻无不克步步进逼，心里亦不由得发慌，为有备无患计，采纳了何栗之请，下旨分别委任知大名府赵野总北道，知河南府王襄总西道，知邓州府张叔夜总南道，知应天府胡直孺总东道。

南道总管张叔夜字嵇仲，当年知海州时，曾建招降宋江义军之功，为四道总管中最忠勇善战者。他深谙汴京之危，甫一接旨，即请立即统兵入卫。陕西置制使钱盖亦欲及时出师勤王。然张邦昌等执政生怕此举有碍议和，且虑京城粮草有限，大军集顿城下，给养难以解决，乃以朝廷名义驰檄张叔夜、钱盖，严令他们各自安守其地，不得妄自移师。此令一出，不但使得建四道之策流于一纸空文，而且冷了天下将士之心，于是此后再无人对入援京师抱积极态度。

房破偏逢连夜雨，老将种师道这时病入膏肓，已完全无法省视军务。赵桓闻之将其召还，遣范讷接任两河宣抚使。时年七十六岁的种师道自河阳返京数日后病故，大宋王朝失却一根栋梁。而那位继任者范讷，却是个根本不堪大用的庸才。

种师道对宋金两军实力之悬殊洞若观火，又见朝廷在战略上布防疏松反应迟钝，料想朝廷一是无心去对打，二是打也难打赢。因此在临终前，他曾上书赵桓，敦请圣驾暂移长安或西幸洛阳。

关于迁都问题，种师道与李纲曾有过面对面的争论。他知道提出此议，很可能会被人认为是怯懦畏敌。但是这个主张确实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李纲的忠贞和胆魄都令种师道敬服，然观其思维行止，他则认为李纲终究难免书生意气。博弈天下棋局，意气用事不得，一盘散沙的大宋禁军，也不是单纯用李纲的一腔热血便能凝聚得起来的。战无胜算，和不可恃，那么朝廷除了退避三舍徐图恢复，还有什么更为妥当的出路呢？

应当说种师道的这个见解是立足于朝廷的客观现状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如果照此行事，历史轨迹未尝不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可是赵桓经过彷徨犹豫，最终未纳其言。

在垂问大臣之见时，只有唐恪认为此议可资考虑，余者皆不赞同。不赞成者的动机不一。何栗等主战派反对圣驾西迁，是出自对怯敌逃跑行为的鄙夷和誓死保卫国土的热忱；而更多的人则是担心由于朝廷的大迁移带来的动荡，可能会造成方方面面的个人利益的巨大损失。当然后者的思想是以相信能够以议和退敌为基础的。

作为后者代表人物的张邦昌，尤其担心因赵桓出逃而造成朝政格局的变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赵桓的顾忌与其异曲同工，因此他只略陈数语，便对否定西迁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是这样提醒赵桓的：汴京乃先皇开国都城，国人皆以此为大宋基业之本。陛下移驾他处，汴京必设留守。若留守者竟擅以朝廷名义号令天下，则天下将何所适从？苏学士尝论，周朝失计，莫若东迁。前车之鉴，不可忽之也。

他说的苏学士即苏轼，所谓“周朝失计，莫若东迁”，是苏轼对一段历史掌故的论析。公元前七七〇年，周王朝之都城镐京遭到犬戎侵袭，周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