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月余，即靖康元年五月下旬，李纲莫名其妙地被委任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并被指派督统两路之人马，去解太原之围。

此前，赵桓因见金军东西两路皆退，有点胆肥起来，对割让三镇之诺滋生悔意，便欲遣师出援中山河间诸郡，收复失地，解救太原。因此在任命姚古、种师中为正副制置使的同时，已复用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这才没多久，却忽然又以种师道老病不堪为由，改命李纲取而代之。如此来回任免，实是匪夷所思。究其缘由，又是张邦昌等人作祟其间之故。

指证李纲蓄意挑动请愿的事，危国祥鼓捣了半天一无所获。李纲沟通反贼之说，由于人证俱失，危国祥压根就没敢对张邦昌提。总之在暗中收拾李纲这事上危国祥是颗粒无收寸功未建，这让张邦昌大失所望。看来想一举扳倒李纲，难有多大指望。张邦昌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念头从一蹴而就调整为步步为营。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思路放开去，主意便来了。既然往下扳不动，何不索性朝上抬？先找一顶轿子将其抬出京师，下一步不就好办得多了吗？

抬李纲的轿子不难找，那个宣抚使的职衔就很合适。把这顶乌纱往他脑袋上一扣，他就得顶着个被朝廷重用的虚名，乖乖地离开汴京，去承办那绝对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办得好，就让他长期在外边“镇守”着去，而办砸了，那可就得该治什么罪就治什么罪了。欲抑先扬欲擒故纵，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当然，这步棋并非万无一失。万一李纲挥师出征旗开得胜，或许会反令其威望越高权势越重。如果搞成那样，可就弄巧成拙了。不过综合各方面因素去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微乎其微。

张邦昌瞻前顾后斟酌再三，终觉此举利多弊少，于是他便择机向赵桓堂皇建言，三镇既不可割，则需全力救援，尤以速解太原之围为要。种师道年迈多病，暮气沉沉，业已难胜其任。为早日平定西线战事计，不如改用李纲宣抚两路，命其督师前去解围。

耿南仲、唐恪、聂昌等一听便知张邦昌的用意，马上心照不宣地予以附议。有些大臣不明就里，出于对李纲统帅能力的信任，亦很赞成这一主张。其议遂为赵桓纳之。唯许翰及谏官余应求、陈公辅品出这事不大对头，先后具折称不应让李纲离开朝廷，却没得到赵桓的理睬。嗣后，赵桓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谕了这个决定。

李纲认为这一任命很不妥当，毫不含糊地当场力辞。他之所以果决地推辞其任，内中确有担心自己远离京师后，更易受人恶意中伤之虑，然而他更大的担心，是唯恐他一旦离朝，赵桓在张邦昌、耿南仲一伙的摆布下，又回到不惜以丧权辱国为代价，毫无原则地向金人屈膝乞和的歧路上去。

这个担心李纲自然不敢明言，但另外一个推辞的理由他可以直说：他自认不是承当两河宣抚使之职的材料。这既是一个借口，也的确是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对于自身的长短，李纲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文人，料理兵事非所擅长，在战略层面上做些宏观的谋划尚可，具体到布阵用兵战术战法，则基本上还属于门外汉。至于实战经验，更是严重欠缺。在金军围城之际他临危受命执掌帅印，实是出于万不得已。获得汴京保卫战的胜利，实事求是地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全城军民的同仇敌忾和勤王兵马的及时抵达。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从精神上坚定了朝野的抗敌意志，而并不在于发挥了多么出众的军事才能。领兵收复失地解救太原，那可是需要扎扎实实的作战指挥能力，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将门出身且又身经百战的种师道。所以以他取代种师道，乃是舍其所长用其所短，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有百弊无一利。

李纲直率地陈述了上述道理，却引起了赵桓极大的不快。赵桓觉得这个李纲真是有点不识抬举不知好歹，朕决定了的事，到了他那里，就很少有不遇到别扭的时候，这个毛病不可纵容。因此他当时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表示：“朕意已决，李卿毋庸谦辞，可待择日受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