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由长安回到洛阳之后，整个朝廷的权力集团被分裂成为两大派系。一派攀附“二张”兄弟，是拥张派；另外一派反对“二张”兄弟，姑且称之为倒张派。

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始终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魏元忠一案让两派的争斗更加明朗，很多人跳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生怕慢一步就跟不上队。

弄清楚这两派的人员构成，基本上也就可以梳理出神龙政变的前因后果。长安三年（703）九月的这场斗争，以魏元忠遭到左迁而告一段落。“二张”的计划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魏元忠没有被杀，这让他们内心不安。可是圣旨已下，暂时也只能如此。他们继而又想，诚如魏元忠自己所说，他到了世界的边缘，瘴疠之地，年纪已大，已没有再回到京都之地的可能。

让“二张”内心暗自窃喜的是，在紧要关头背叛他们的张说，也被流放到了岭南，那里的条件更加恶劣。最大的敌人以及背叛自己的人都被驱逐到遥远的边境，朝堂上还有谁敢与他们作对？

这场斗争同时至少向朝臣们传递了两种可能性。

一是武、李并贵政策的失败。武则天提出这个政策的本来意图，是考虑到李显、李旦等与诸武在自己死后会走向决裂，从而引发政治动荡。而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武、李斗争已趋向白热化。

二是“二张”威权的动摇。想当初“二张”“权宠日盛，倾朝附之”，李重润、武延基等皇室成员，因私下议论而遭到武则天诛杀。但是现在，“二张”已没有先前的威风。

武派士族曾经想要依靠“二张”窃取皇权，现在他们见“二张”一天天地贬值，也只有另辟新径。

魏元忠的远贬，似乎是李派的失败，但武、张费尽心机，也不能将他杀死，也无法动摇李显的储君之位。魏元忠的下狱更是激起权力集团内部的轩然大波，长安城中街谈巷议，无不以此为题。无论朝野，都有人出面营救他。在朝者，如宋璟、张廷珪、刘子玄、桓彦范等人。在野者，如苏安恒等人。这难免会让人想起光宅元年朝士们营救裴炎的运动。但那一次没有成功，裴炎仍然被杀。而这一次，基本上是成功的。两下形势对比，光宅元年，武则天下定决心临朝称制。两年以后，她悍然推行了恐怖政策。而现在，且不说武则天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已不再有施行恐怖政治的精力，更为重要的是，武周朝的内部环境，已经不容她再那样做。勉强施行恐怖政治，只能促使李派士族提前实现政变。

当恐怖政治恣肆横行之际，宋璟、张廷珪、刘子玄等人均噤若寒蝉，闭门著书，他们并没有拿自己的头颅撞击恐怖政治的铁壁。这并不是说他们怯于前而勇于后，而是形势不同所致。不同的形势下不仅造就不同的人物，而在同一人物身上，先后也有不同的表现。

这场斗争是对李派力量的一次大检阅，也由此增进了他们的信心。既然“二张”的威势已经弱化，武派的力量也已经削弱，那么扩大战果，将“驱张”运动向前推进，就是可行之事了。

别看张氏兄弟是靠男人的美色起家，可拥张派中却不乏实力干将，很多人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子。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有些气节的文人，却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这些熟读经史子集的士子们之所以能够抛却自尊为张氏兄弟鞍前马后，不外乎利益使然。很多文人官僚都是张氏兄弟的下属，彼此之间有关联。

张易之是奉宸府的头儿，奉宸府当时集中了许多文人墨客。这些文人墨客在身份上和“二张”兄弟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则天晚年怠政的产物。

武则天晚年觉得该办的大事也办得差不多了，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一是包养“二张”兄弟作为男宠；二是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写诗，写字，让这帮文人陪着她玩儿。

这些人虽然是文人、大臣，但是也有着弄臣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二张”兄弟并无质的区别。除了文人官僚之外，以武三思为首的武家子侄，也是“二张”党羽的重要成员。

武三思以及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