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Robert Hart）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1863年11月开始担任总税务司，直到1911年9月去世，他一直是中国海关的掌门人。不仅如此，他对于晚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能够说得上话。当初决定建立总税务司时，无论是各国公使还是商人们，都希望把这一机构建立在商业中心的上海，但后来还是建在了北京，并隶属于总理衙门，所以每当晚清京官对于外交事务不知如何应对时，他们就会就近向赫德请教。在1869年《中英新修条约》、1885年《巴黎草约》、1887年《里斯本草约》谈判过程中，赫德都曾发挥过作用。由于工作努力，为人谨慎，赫德很受清廷的赏识，多次受到嘉奖，如1869年赏加布政使衔，1885年赏戴花翎，1901年更荣获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是即使中国官员也很难得到的。作为晚清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领导，赫德在很多人眼里也几乎等于一个中国官员了。

对于研究晚清的海关史、外交史来说，赫德的意义是毋庸多言的。首先决意要进行这一研究的是美国人马士（Hosea B.Morse）。马士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与三位同学一起考入中国海关，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后，于1877年出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入北京总税务司任职，1887年任上海副税务司，嗣后又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1903至1907年任总税务司的统计秘书。1909年退休后择居伦敦郊区的坎伯莱（Camberley），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海关史。

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经当过赫德的助手，对赫德为核心的海关史进行研究可谓近水楼台，最合适不过了。但赫德的家人却不予以配合，不愿意将赫德的日记（74本）和一些重要的书信提供给马士作为研究之用。无奈之下，马士只好重新设计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对象扩大为自1834至1911年的中国外交史，其最终成果就是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部巨著自1910至1918年陆续出版，很快成为国际汉学界标准的中国近代史参考书，尽管如此，马士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初衷，在为二、三卷所写的前言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遗憾：“在我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最初的念头就是想使赫德爵士和他所组织的那个伟大的中国海关成为全书的核心，并且就拿他们作为线索来编写中国的对外关系的历史。……我终于不曾获得赫德的日记，并且有几大扎重要的书信也没有归我利用；因为得不到这项遗漏的资料，所以要写那本曾经由我计划好了的历史性的传记，自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就只好极其遗憾地，不得不用一部历史来代替一本传记。”

当然遗憾也并不是完全无可弥补，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马士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对晚清的海关以及赫德本人还是做出了不少的论述，如第二卷第一章（上海税务司）、第二章（总税务司）、第七章（海关权力的确定）。在第三卷第十四章（协定中的海关）中他对赫德做了这样的评价：“赫德爵士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自从早期耶稣会教士起，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他那样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并且因深通中国语文，所以能把事情敷陈作那样一种形式，致使西方读者看来似乎瑕疵百出，幼稚可笑，却能够投合精细有余而胸襟开阔不足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之所好；虽然在财政经济方面能力不强，可是在组织和指导别人的工作上，他是一个奇才；而他的最优异的品质则是他的谨慎。”可见，赫德在晚清错综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能够长期控制海关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是自有他的一套官场经验的。

马士在坎伯莱小镇过着深居简出、专心著述的生活。1929年深秋一个年轻学生的来访打破了他晚年生活的沉寂，并开始了一段忘年交，直到1934年马士去世。此人就是日后西方汉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费正清。当时费正清刚从哈佛本科毕业来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和马士不仅有校友之谊，也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他已决定把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