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这三朝《始末》编成之后藏于宫中，均系手写稿本，没有刊刻付印。清朝覆亡后这三种稿本连同宫中其他档案均为故宫博物院所有。故宫于1929年开始陆续将其全部影印出版，为学者的使用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最早知道《筹办夷务始末》的美国学者是费正清——日后的西方“中国学之父”。他早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从一位访问教授那里听说了这套文献的存在。这位访问教授名叫韦伯斯特（Charles K.Webster），是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在来哈佛之前刚刚访问了中国，会见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要以及蒋廷黻等一批学者。在1929年初哈佛大学学生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韦伯斯特介绍了自己的中国之行，特别提到了《筹办夷务始末》的即将出版，对它的使用前景感到异常兴奋，认为这一文献对改写中外关系史必将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参加午餐会的费正清当时正上四年级，对近代史领域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具体研究哪个国家的近代史，则还在犹豫之中。韦伯斯特的讲演使他茅塞顿开，为什么不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呢？几天后费正清去拜访韦伯斯特，并与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十分吸引人的课题，韦伯斯特建议费正清要用外国人了解甚少的中国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近代史。1929年秋天费正清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正式将中国近代外交史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韦伯斯特在讲演中提到的《筹办夷务始末》和蒋廷黻有着很大的关系。蒋廷黻于1895年出生于湖南，早年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学习，191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堂、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后从政，效力于国民党政府，1965年在纽约病逝。蒋廷黻作为学者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所著《中国近代史》（1938）和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影响深远。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时他强调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序”）因此要克服这个毛病，就要从原始文献，特别是中国的原始文献入手。

蒋廷黻在美国读书时，就对中国近代外交史很感兴趣，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标准著作是马士（Hosea B.Morse）的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蒋廷黻认为该书的英文资料无懈可击，但同时觉得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他忽视了中文资料。蒋廷黻在哥大时就开始收集中文资料，回国后继续收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外界获悉我对清代历史文献有兴趣时，各方鉴定家和收藏家都来和我接头。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某君带来大批资料。这批资料原标题为《筹办夷务始末》，实则可称之为《中国外交文献史》。就我所见，这份资料几乎包括了满清皇帝所发的每项命令，大臣们所有的奏折以及各地大臣向皇帝奏请有关中国外交事务的材料。我发现这简直是一座宝库，因而急于要为南开图书馆弄到这份资料。但物主开价三千银元，南开实在买不起。……我从南开转到清华后，我可以自由支配经费购买书籍和资料。我立志要完成我的愿望，首先要买上述那份资料。但，事实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