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中注定当不了兵。1948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落下终身残疾，45年来一直不良于行。1952年的一天，我按照义务兵役制的要求去做体检。那天早上最后一项是检查腿，负责的医生摇摇头，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了几笔，然后告诉我可以走了。几周后，我收到一封官方来函，说我被列为永久不适于服兵役者。

然而，我又与当兵的有不解之缘。我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那时我家在英国住的地方是英军和美军的驻扎地，他们集结在那里准备进攻日（D-Day）挥师欧洲。我感觉得到，对我父亲来说，1917年到1918年在西部战线上服役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1943—1944年间繁忙备战的情景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激起了我对军事经久不衰的兴趣，所以1953年我到牛津大学上学时，选择了军事史作为专修课题。

要想获得学位，必须选一门专修课，仅此而已，所以我对军事史的研究满可以随着我大学毕业而结束。然而，我对军事史的兴趣在我做本科生的几年里愈加浓厚，因为我在牛津的大多数朋友和我不同，都服过兵役，他们使我感到我的生活里缺了点儿什么。他们多数都做过军官，许多人参加过实战，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英帝国正在解体，为此打了一连串小型的殖民地战争。我的有些朋友在马来亚的丛林里或肯尼亚的森林里行过军，有几个在肯尼亚服役期间甚至亲历过真枪实弹的战斗。

从战场归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古板的专业生涯；他们努力学习，争取导师的好感，为以后的前程做准备。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当兵的那两年给他们施了魔法，这魔法属于与他们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它部分地来自他们的经历，包括奇怪的地方、陌生的责任和刺激，甚至危险，也来自对指挥他们的职业军官的接触了解。我们做学生的都崇拜导师的学识和怪癖。而我的朋友们尽管离开了战场，却仍然对他们当时的上级指挥官钦佩备至，不过他们所钦佩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质，是那些人的闯劲、锐气、活力和对日常琐碎的不屑一顾。他们经常提到那些军官的名字，回忆他们的性格和做派，描述他们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对权威人物充满自信的顶撞。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也认识了那些洒脱不羁的军人。我特别希望能认识那样的人，哪怕只是为了使我对军人的世界了解得更加充分完全，因为我的那点儿了解全是靠苦读军事史教科书逐渐形成的。

大学生活结束后，朋友们各奔前程。有的当律师，有的当外交官，有的当公务员，还有的自己成了大学导师。我却发现他们对军旅生涯的回忆给我施了魔法，促使我决定研究军事史。这是个鲁莽的决定，因为学校里没有几个研究这个题目的职位。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培养陆军军官的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很快出了一个缺，于是1960年我成为了那里的教员。那年我25岁，对军队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听到过战斗中的枪声，几乎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军官，对军人和军旅生活的了解完全出自我自己的想象。

在桑赫斯特的第一个学期，我一头栽进了过去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世界。桑赫斯特的老师分军事教官和学术教员两类，我属于后者。1960年，桑赫斯特的高级军事教官清一色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级别较低的也几乎全部在朝鲜、马来亚、肯尼亚、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打过仗，或参加过其他的十几场殖民地战争中的某一场。他们的制服上佩满了勋章绶带，许多是褒奖杰出勇气的授勋。我的系主任是退役军官，他出席集体晚膳时佩戴的是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带两道杠，而学校里有他这样荣誉的人不在少数。有的少校或上校佩戴的奖章证明他们在阿拉曼、卡西诺、阿纳姆和科西玛战役中表现了杰出的勇气（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役——译者注）。他们随随便便戴在身上的小小绶带诉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十字勋章和奖章记载了战争的高潮时刻；但他们这些受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