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我动笔撰写此书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这篇致谢词中应首先提一下这些变化。冷战结束了；海湾地区发生了一场简短但激烈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前南斯拉夫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目前战火仍在熊熊燃烧。至少在我看来，本书提出的几个主题在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内战中均得到了昭示。

在海湾地区，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多国部队手下遭到克劳塞维茨式的惨败。然而，萨达姆拒绝承认他一败涂地的事实，采用人所熟悉的伊斯兰辩术，宣称无论他的物质损失多大，他的精神仍屹立不垮，多国部队赢得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完胜因此而失去了大部分政治意义。战后萨达姆继续掌权，战胜方似乎也予以默许；这突出地证明，“西方的作战方式”在拒绝接受其文化前提的对手面前毫无用处。从一个意义上说，海湾战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事文化的交锋，这两种军事文化都历史久远，也都不能以关于“战争性质”的抽象概念来理解，因为根本不存在“战争性质”这回事。

对文明人来说，南斯拉夫战争的残酷既令人厌恶又不可理解，无法从常规的军事角度予以解说。对当地人民在战争中显露出来的彼此之间的仇恨，只有专门研究部落群体和处于文明边缘的民族之间战争的人类学家能够明白，任何其他人都困惑不解。许多人类学家否认“原始战争”这一现象的存在，但有头脑的读者看到报纸上关于“种族清洗”、大规模虐待妇女、复仇、大屠杀、把逃命的人民留下的家园夷为平地这类的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再来看本书对国家出现之前各民族行为的描写时，一定会惊讶于古今之间的相似。

特别感谢尼尔·怀特黑德（Neil Whitehead）教授，是他指点我应阅读哪些关于战争的人类学著作。发生的任何误会和误解都由我负全责。在我努力把历史上各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战争形式拼凑成一幅完整画面的过程中，帮助过我的职业军人和军事历史学家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无论如何，在此我要感谢的人有：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A·B·罗杰（A.B.Roger），他是我第一个军事史老师；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军事史系的系主任，荣获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的彼得·扬（Peter Young）准将，我就是在他的系里开始教授军事史的；还有我在桑赫斯特的同事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他对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军事史的渊博知识启发我产生了战争是文化活动的想法。

我深深地感激我在美国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对手稿做的编辑；感谢我在英国的编辑安东尼·惠托姆（Anthony Whittome）一丝不苟地把手稿变为可付印刷的书；感谢安妮－玛丽·埃利希（Anne-Marie Ehrlich）再次安排整理好图片；感谢阿兰·吉利兰（Alan Gilliland）设计并绘制了地图；感谢弗朗西斯·班克斯（Frances Banks）把我笔迹越来越潦草的手稿打成书稿。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人，也是我30年的老朋友安东尼·希尔（Anthony Sheil）。我要特别感谢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中央图书馆的安德鲁·奥吉尔（Andrew Orgil）和他的工作人员；我仍然获准使用这所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图书馆，因此而备感荣幸。我也要特别感谢国防部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我要感谢我在《每日邮报》的许多私人朋友，包括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麦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汤姆·普莱德（Tom Pride）和奈杰尔·韦德（Nigel Wade），他们帮我安排在1990年11月去了海湾地区，在克罗地亚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之间还去了南斯拉夫。其他需要感谢的朋友有彼得·阿尔蒙德（Peter Almond）、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