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去世前后，韩愈在经历仕途的颠簸。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

奏章是大臣与国家最高权力对话的一个特殊管道，不但是政治家实现政见和政治博弈的工具，更是需要有效运用的谈话策略。《论佛骨表》虽然是一篇能反映韩愈独特论述风格的文章，但却是一篇失败的谏书范例。

这是一次失败的对话。韩愈在劝诫时未能成功预设对方角色身份，在“表达—接受”互动过程中缺少共同点，给人以“事佛年促”语义暗示，触怒了宪宗，导致对话的失败。

成功达成对话目的，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目标受众，预设的接受者是怎样的特定对象，考虑接受对象的角色身份、知识结构和知识层次。

在对话的一开始，韩愈便以强势姿态开场，先举正反两方面材料，力图揭示佛法之不足信，并列举了佛教未入中国之前，自黄帝至周穆王十几位古代君主皆寿考恒久而国祚绵长，而一旦佛教流入中土，则乱亡相继“年代尤促”。气壮言疾，殊失人臣之礼，更不要说作为论据的例子并无确凿史实根据。特别是梁武帝的例子，更有暗指宪宗“事佛年促”的潜台词效果，韩愈的目的在于说明事佛误国，却使话题朝着议论君主执政和寿命长短的方向进行，偏离双方的共同点。未能正确预设对方角色身份，这是韩愈犯的第一个错误。

宪宗二年曾下诏书，有“天下百姓，或冒为僧道士，苟避摇役，有司宜备为科制，修例闻奏”之语，原意只是不许百姓冒充僧道，并非反对佛法。韩愈却故意借题发挥，牵强附会，意在攻讦宪宗自食其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技巧，虽在对话中很有气势，但过于强势，剥尽宪宗颜面，借由“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何更惜身命”的递进句式反问，总结奉佛“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这样过于严厉的语气似乎也不符合臣子的对话身份。韩愈曾作《师说》，也以好为人师而着称。韩愈上谏的话语也颇有几分以人师自居的味道，用错了劝诫身份，这是第二个错误。

在对话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对话所用的句式、语气等，韩愈相当频繁地用到了反问句，这样过于激烈的对话方式和上引祖训，下援诏书，实质上指斥宪宗违逆祖宗的反诘，无异于进一步封杀了对话空间。

果然，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

对皇帝的“大不敬”属于“十恶”重罪，按照唐代律法，“十恶不赦”，应处以死刑。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

后来，宪宗稍微冷静了些，便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

潮州州治潮阳在广东东部，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潮州属岭南道，濒南海，自古就是荒凉偏僻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衮、韩愈、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经被远贬潮州。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一个阴冷晦暗的冬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蹒跚着走出长安，以戴罪之身一路向东、向南，再向东、向南。

走到蓝田关口时，韩愈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他的侄孙韩湘跟了上来。

韩愈心情复杂，写下了后世知名的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联写因“一封”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