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白居易都崇拜李白杜甫，然而在评价上却有不同意见。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李白杜甫是当代诗豪，可是李白的诗词不讲格律，大概不能传世很多，杜甫比较重格律，然而也不过十分之三四，而白居易自己“不量才力，欲扶起之。”颇有点贬低前人推崇自己之意。

韩愈对此自然是大不满意，尤其是对李白对评价。

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为官有美政之誉，李白曾经撰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颂扬。可以说，韩是愈把李白看成父辈那样尊敬，自然不允许他人贬低。他认为，李白的诗词飘逸洒脱，浪漫豪放，不拘一格，千百年来为人敬仰，若是过于拘泥于格律就会束缚艺术魅力，怎么也说不过去。

不过韩愈并没有指名道姓批驳白居易，而是在一首诗里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指出白居易眼光短浅，蚍蜉撼大树，不自量力，一叶障目，关注细节，看不到李杜的伟大之处，堪称愚蠢。

二人都是知名文豪，文章诗词一出，便四处流传，相互明争暗斗，自然难以调和。

两人为人处世不同，朋友很少交集，自然交往更少。

韩愈性格刚烈，就连皇上都敢讽谏，对于达官贵族自然不假于色，所到之地，权贵敛手；然而韩愈对于寒门学子，却竭力扶持，提掖后进；关心民生疾苦，造福百姓。韩愈门人弟子出类拔萃的人很多，比如张籍、孟郊、李翱、皇甫湜、贾岛等，都是唐朝着名的才子，可谓桃李天下。

白居易则性格平和，为人冲淡。白居易前期关注民生，直言敢谏，兼济天下，大有壮志豪情，欲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因为替元稹说话却遭了殃，被贬为江州司马，从此对政事不再那么热心，晚年更是注重自身修为，崇尚佛教，吃斋念佛，独善其身，不问世事。

以上这些不同，决定了韩愈和白居易二人不会相互吸引。

当然，到了晚年，两人万事看开，一切随缘，本身也并无太深的矛盾，只是相互不太顺眼而已，因而一个侍郎，一个中书舍人，同朝为官，再加上有同僚相约，吟诗作赋，偶尔交往还是难以推辞的。

总之，韩愈和白居易，算不上君子之交，知心之交，仅仅是萍水之交，酬和之交而已。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贞元九年（793年），韩愈、李翱、孟郊、柳宗元、石洪同为进士，同登慈恩寺塔。

自此，唐宋八家位居第一第二位的韩、柳两个倡导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开始了一段友谊。

韩、柳之交谊源自昌黎长兄韩会与宗元之父柳镇熟识。同登慈恩寺塔，也拉进了二人的关系。后来，韩、柳二人同遭被贬远方之境遇，又都好古文，同为提倡古文之领导者，故能互相吸引。

但二人创作古文、对待佛教的立场互不相同，政治立场也南辕北辙。

柳宗元在政治上依附王叔文集团，后因王失败而被贬永州。韩愈极不欣赏王叔文，但并不因此而影响韩、柳二人情谊。

二人虽常相隔两地，但彼此间书信往来从不间断，即是其深厚友谊之凭证，后人以“韩柳”称之。

梳理二人行迹，不难发现两人同居京师，有较密切交往的时间仅有两段，一为二人分别贡于礼部，先后及第，至韩愈入汴幕为止，前后约有四五年。当时彼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