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从江州溯长江而上，穿三峡到达忠州，兴冲冲到了城内，却发现这个江边小城，连条能跑马车的平路都没有。

“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白居易本是刺史，可乘用五马朱轮的专车，但忠州尽是崎岖陡峭的石磴路，他只能“虚受朱轮五马恩”了。白居易在当晚写就的《初到忠州赠李六》诗中，发出这样的怨叹。

不过，白居易一向以“兼济”为志，既已来到了忠州，他希望自己可以在这里有用武之地。

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励精图治，一定能改善忠州的现状，为朝廷分忧，为百姓谋福。在《忠州刺史谢上表》中，白居易写道：“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抚忧勤”。

正如后世史书所记载，白居易任忠州刺史“忠国事，劳民事，劝农生产、鼓励农桑，身先躬行、省事宽刑、怜老爱子，开山修路、植树种花、与民同苦乐”。

唐初，征收赋税沿袭北魏的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作“租”，可以用绢或布代役，叫作“庸”，缴纳定量的绢或布，叫作“调”。

后来，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白居易上书向皇帝建议“宿弊必除，旧章咸举”，并在忠州竭力推行这一政治主张。

自白居易就任刺史后，忠州连续两年大丰收。白居易曾在衙前宴请府吏和州民，兴高采烈地欣赏“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

年终岁尾，白居易格外思乡。离开长安城快五年了，他感慨良多，作了这首《岁晚》，劝慰自己：“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何此南迁客，五年独未还。命屯分已定，日久心弥安。亦尝心与口，静念私自言。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

既然天子有命，屯分有令，那么心就此安下，但做实事，不问前程。归去未必是福，离开也是一种新生，何必对过往纠结呢？

这一年的除夕夜里，白居易写下《除夜》：“岁暮纷多思，天涯渺未归。老添新甲子，病减旧容辉。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

至此，白居易早年血气方、刚积极向上、兼济天下的思想，已经逐渐转变为独善其身。

虽然白居易听不懂四川话——《征秋赋毕，题郡南城楼》：“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吃不惯当地饭——《即事寄微之》：“衣缝纰缧黄丝绢，饭下腥咸白小鱼。”，然而一州之长的官职，对白居易的升迁是个有利的过渡。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李恒即帝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司门员外郎。

当接到赦还京师的诏命时，白居易已深深迷上了忠州。

离开忠州时，白居易与这里的一草一木依依作别，有诗云：

“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

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在还京途中，白居易还写下多篇回忆忠州的诗，“时时大开口，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