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行政区划是很复杂的，从上往下，有省、地（市）、县、区、乡五个层次，下面还有村（大队）、小组（生产队）两级农民自治组织，由于这个“自治组织”的性质没有完全弄明白，有时，也把他们算在政权体制之内。

而且这时的行政单位的区划普遍较小，譬如西岭县，仅有80万人，便有12个区公所、59个乡政府，每个乡下面，少者6-7个村，多者10个村以上。而乡政府的副股级以上干部，其编制至少有15人以上，加上村上2名，区公所至少15名，县委政府各部委局办，西岭县此次经济工作会议，怕是要小两千人的规模。

关于经济工作会议，县委书记马德平后来又打电话聊了一次，包括县委牛健业，在痛定思痛后也“大人有大量”地打电话给安岭，请求西岭经济发展的药方。

但安岭都没有正面接招，而是表示会议讨论时，针对县委经济发展的具体方案，自己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冲白河乡干部不断骚扰的感悟中，安岭愈益感觉到，自己“务务虚”是可以的，毕竟自己顶着一张“经济学硕士皮”，但在具体方略上，具体操作方法上，具体项目上，却不宜过多指手画脚。

因为这种指手画脚，是越权，属官场大忌。处处都显得自己聪明，其实是愚蠢。

安岭这种“转变”显得非常珍贵，因为他在会议上，就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大会程序是好的。先是传达中央、省、地三级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念文件或解读文件，对上级的东西，西岭县不敢说什么，遵照执行即可。

接着是重头戏，《西岭县经济发展规划》讨论稿，这个《规划》是个整体规划，它不同于五年或十年规划那种，那种是阶段性的，指明可以做什么项目实现哪种目的；但这个《规划》没有时间限制，也即它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长期性的。

不过，安岭却也知道，政府在做这种《规划》时，有如屙尿变一般，今天这个规划，明天那个战略，今天向东，明天向白，没个定准。

而且，这个方案与国家、省、地的经济发展方略相比，不过是“缩小版”的罢了，换了换名词与数字而已。

但这种方案，却表达着一种倾向，即“政治正确”。

安岭认真地读了一遍，也没发现明显的错漏，毕竟县上主要领导的心思都在这上面，再出大秕漏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所以安岭也没准备做多少发言，只是准备结合冲白河乡谈点具体感受罢了。

但就在讨论之中，冲白河乡此前的做法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抨击。

起因是县人大主任钟格科，在冲白河“公社改乡”试点时到冲白河乡来过，与安岭还有点私人情谊，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

冲白河乡，年前向深川派出了120人，年后正月十六日又向深川市派出了500人，据说冲白河乡此后还要继续派人去深川。同志们，我知道冲白河，只有15000人口，青壮折半，男性青壮再折半，只有3700人左右，这已经派出了600人，而且，我还看到冲白河乡准备上马一些工业企业，机砖厂计划1000个劳动力，扩建煤矿也需要1000人，此外还有农特产品项目等，同志们啊，你们算一算，冲白河乡有这么多人么？如果冲白河乡这些人都去搞了工业矿业，那农业谁来干呢？

钟格科抛出这个问题，或许是出于某种担忧，毕竟一个乡突然从农业一线抽出那么多人，这农业也不能丢是不是？但是，钟格科没有料到的是，他是抛出了一个问题，但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这人在以前可是县革委会主任，当时相当于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一肩挑，其影响力在今天也是巨大的。

于是，有人拒此判断县上对这个空降来的干部不太满意了，又或者这是上面的一个信号，最不济冲白河乡这种做法，对于西岭这样的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当时钟格科的发言并没有直接引发什么，但下午的发言却突如机关枪一样，给冲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