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

我记忆里有关非洲的两个叙述携手而来。

第一个叙述从遥远的童年里走了出来。当时我正在经历着“文革”的岁月，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如雷贯耳，我们人人都有这样的口头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兄弟姐妹。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接踵而来，他们和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些总统大多拥有上校或者少校的军衔，记得有一位总统的军衔是准将，我们这些孩子立刻奔走相告：“这次终于来了一个将军。”当时让我深感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无私地援助了非洲，为此我们的报纸、广播和新闻纪录片周而复始地报道这些光辉事迹：我们援建了坦赞铁路，我们的医疗队在非洲治病救人，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在非洲种植大片稻米

第二个叙述来自巴黎。二○○八年春天我在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遇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女记者，四十多岁，性格开朗，不断张嘴大笑。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到多哥帮助种植稻米，这些远离家乡的中国男人大规模种植稻米的时候，也大规模和多哥女人做爱，留下了大规模的混血儿。这位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一个中国农业技术人员留下的孩子。说到最后，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

这两个关于非洲的叙述殊途同归，共同讲述了中非友谊。

酒故事

这个酒故事发生在奥斯陆，是我前往斯塔万格的前一个晚上。我在挪威的出版社编辑阿斯比旺是个幽默的家伙，我们的翻译总是在他说完话后咯咯笑上一会儿，再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然后是我笑了。他声称请我去吃地道的挪威饭喝地道的挪威酒，走在路上时我开始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家餐馆，应该是古旧的房子和古旧的色调，说不定中间还陈列着一艘维京海盗船。结果阿斯比旺把我们带进了一家专卖腌制鱼肉的商店，里面挂满不同种类的肉肠和不同种类的火腿，冷藏柜里是不同种类的鱼干。我以为里面是餐馆，往里走去，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有电脑和文件柜，一张桌子上已经摆放了一盘盘肉片和鱼片，还有几瓶酒，我心想这就是餐馆了。

这是一家父子两人的商店，我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坐下。就餐前，儿子说先让我们看看挪威地图，父亲提着一条火腿进来，火腿就是挪威地图。父亲用一把小刀指着火腿上不同的部位介绍起了挪威的城市：奥斯陆、卑尔根、斯塔万格介绍了火腿上的城市后，父亲继续指点着火腿，介绍桌子上的肉片分别来自哪个部位。然后父亲手中的小刀指向了火腿外面，那是大海了，告诉我们桌子上的鱼片分别来自哪个海。

父亲放下火腿后，儿子指导我们，要将火腿肉片在手里搓热了再吃。我开玩笑地问是否可以在胳肢窝里搓热，他微笑地说可以。我说会有狐臭味，他开玩笑地回答，那样更好吃。

这位儿子告诉我，吃这些腌制的肉片和鱼片时胃里会觉得很冷，所以要喝土豆酿制的挪威烧酒，说这些烧酒酿制完成后灌进木桶，再装上船漂洋南下去赤道那里转一圈回来。于是在北欧寒冷的冬天里喝上这些从赤道回来的烧酒时，胃里会有非洲的炎热。

我用手搓热了肉片，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同时喝下小杯的挪威烧酒，温顺刺激的液体从食道流下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炎热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吃着肉片和鱼片，小心翼翼地喝着烧酒，等待胃里出现非洲的炎热。

阿斯比旺大把抓着肉片鱼片吃，大口喝着从赤道回来的烧酒，大声讲述起他二十岁时曾经吃素的故事。那时候他住在巴黎，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朋友，他吃素一年多，也不喝酒，然后性欲脆弱不堪了，他焦虑不安，他的女朋友也焦虑不安，陪着他去看了三个医生，前两个医生查不出病症所在，第三个医生问起他的食谱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告诉他多吃肉多喝酒就行了。他不再吃素，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性欲立刻强壮无比了。

我听着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