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南北朝时期，兴福寺一分为二，分为一乘院和大乘院。

而大和国并没有守护，实际上，兴福寺握有事实上的守护职权，然而，其职权范围却无法达到南部的宇智、吉野、宇陀三郡，基本上只能控制奈良与国中（后世奈良盆地）一带。

而这个时代，兴福寺的武装势力分为两部分，即“众徒”和“国民”。

“众徒”这个词，原本和寺僧集团同义，但随着日本寺院经济的发展，内部身份等级差异逐渐产生，鎌仓时代中期，专事学问的僧侣在大众之中被称作“学侣”，与之相对的是武装的下级僧侣被叫作“众徒”，说白了，就是武僧。

而到了鎌仓时代末期，“众徒”这一武装集团既是兴福寺的僧侣，又担任兴福寺领属庄园的庄官等职务，由于他们几乎与兴福寺内的佛事无关，实际上和武士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是剃了光头而已。

而所谓的“国民”，与其余诸国的“国人（也就是地方武士）”属于同一阶层，他们是不信佛的，是其他神明的信徒，但由于春日社等神社跟兴福寺是一体的，因此“国民”也开始从属于兴福寺，作为兴福寺和春日社等神社的暴力团伙来活动。

由于“众徒”与“国民”二者特征类似，其实都是武士阶层的变种，常被并称为“众徒、国民”。

但在最近几年，双方开始了分裂。

大明永乐二年/日本应永十一年的七月，一乘院的“众徒”与大乘院的“国民”发生冲突，室町幕府命二者停战，请兴福寺别当（相当于住持）属于大乘院的孝圆出面协调，孝圆却说这是一乘院的问题。

之后，一乘院的“众徒”与大乘院的“国民”纷争不断，虽然每次幕府都下令停战，但由于一乘院一贯忠于幕府，大乘院却在南北朝时期曾偏向南朝，因此幕府的裁定总无法避免地偏向一乘院一边。

所以现在大和国内的纷争，其实就发展为了亲室町幕府的一乘院的“众徒”，与反幕府的大乘院的“国民”之间的斗争。

而兴福寺的别当孝圆，在深入观察室町幕府的种种衰象和无能表现后，内心涌起了强烈的反正之志。

不过孝圆并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明军那可怕的战力。

明军在集结完毕后，短短几天就攻克了立花山城，把整个九州岛岛的幕府军彻底肃清，孝圆相信，足利义持不会是明军的对手。

而如今大乘院的“国民”在大和国内势力还算强大，这些曾经隶属于南朝核心统治区的武士们，始终不忘旧主，再加上明军是支持后龟山天皇的，因此，现在在孝圆看来，已经是兴复南朝的最好时机了。

实际上，兴福寺回归南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选择，更是一种精神皈依。

在孝圆的心中，曾经拥有三神器的南朝代表着正统，是佛教繁荣发展的最重要依靠。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孝圆开始精心策划，他明白单凭“国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于是，他派出了自己最信任的学侣，除了前往吉野向后龟山天皇表达反正的意愿，同时向与泽氏、秋山氏等宇智郡和宇陀郡的豪强表示兴福寺愿意与他们联手。

在吉野郡，学侣费尽周折终于见到了后龟山天皇，他将孝圆的意愿和兴福寺的立场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同时表达了对南朝的忠诚。

很快，整个大和国内的平群郡、添下郡、添上郡、山边郡、葛上郡等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国民一揆”。

南朝的势力开始延伸到了大和国的绝大部分区域，虽然亲室町幕府的一乘院的“众徒”不承认后龟山天皇的统治，但在南部战线，南朝与室町幕府的攻守易势，却是再明显不过了。

刚刚带领幕府联军西进没多久的足利义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气的差点吐血。

可惜，他不知道这时候鎌仓公方已经下令关东十国总动员准备提刀上洛了，不然还真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