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姜星火说的第二方面的治学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说的“揭示义理与制度的体用关系”。

嗯，燕国地图铺了半天，这是终于露出匕首来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当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这个时代对于制度最标准的理解，一共有两类，其中《周礼》为一类，即“礼之纲领”，而《仪礼》和《礼记》则是另一类，即“仪法度数”。

看起来很奇怪吗？为什么都是礼仪？

这并不难理解，礼部为什么是六部里名义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时期，礼仪是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与规范，制度在国家政治与社会规则的纲领与枢纽，二者互为表里，礼仪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礼仪。

而义理和制度之间，联系同样非常密切。

孔希路这时候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这种大事，并非是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若是姜星火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来做六经新注，哪怕是他，对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也是心里没底。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年轻的脸庞，缓缓说道：“盖制度者，经史之枢纽，圣贤精理奥义之所由见，而世界盛衰治乱所从出也，六经以明制度为大例不假，毕竟就算《春秋》微言大义，可说穿了，还是以着书谨祸乱、辨存亡，六经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祸福，旧说多阙，今悉采备，无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败之数。”

经史子集，经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岛，则地理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这些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从六经里出来的。

“可是，要从何处立意呢？”

这个疑问，同样是萦绕在曹端和高逊志心头的。

是啊，从何处破题立意呢？这可不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涉及到的也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给六经做注，尤其是要从六经的义理着手，反思过去的制度，给现在的制度变革背书，没有一个能无懈可击地立住脚的立意，是绝对不行的。

要是强行来做这件事，哪怕是就直接成了笑话，让人觉得他们是放弃了颜面，给当权者捧臭脚，这是任何大儒都不能接受的。

参与官方注六经是荣耀，可这荣耀背后，还蕴藏着同样沉甸甸的东西。

姜星火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直接给出了他和姚广孝、张宇初思考很久后的答案。

姜星火指着孔希路，说道。

“孔子，两个孔子。”

王制

所谓“两个孔子”，指的当然不是孔丘跟孔希路。

孔希路虽然很强，儒学造诣当世最强，但坦诚地说，纵观华夏上下这几千年，他还不配。

“两个孔子”，乃是意指经学的古文今文之争，也就是《周礼》与《王制》之争，乃是孔子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于经学和礼仪、制度的不同理解。

姜星火缓缓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如此一来，恰如一竹，从中一劈两半，本源清楚矣。”

“孔子不得位，不能施其政，故而托鲁史而成《春秋》，立素王之法，以资后世。”

姜星火先给《春秋》定了个性，嗯，其实即便是较真的话，姜星火这话也确实没什么错，书都是人写的，孔子着书立说的时候，自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孔希路似笑非笑，道：“故而我等后儒，见《王制》与《周礼》不合，不知此乃素王之法矣？”

“对，正是如此。”

两人对话简单，但蕴含的信息量并不少，如果不能对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很难理解姜星火和孔希路在说什么。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素王”。

素王这个词，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