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谢元武的询问，上官元良回应道：“老人家高血压犯了，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你的工友提前接她出院送回家了。你的儿子已经被你前妻接走，孩子已经不再上之前的幼儿园，你的前妻想给他另找一家幼儿园。”

上官元良看到谢元武的眼圈红了，嘴唇哆嗦起来，于是温和地问：“你很想他们，是吗？”

谢元武低下头，一言不发地哭了起来。

周西峰知道，看上去谢元武很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泪水却止不住地落下来，他的袖子很快被擦湿了。

谢元武在抠自己的手，直到抠出血来。很久，他低着头，问了一句：“检察官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上官元良说道：“可以。我在听。”

谢元武停止了哭泣，问道：“我在这里安全吗？”

上官元良和周西峰的心里吃了一惊：谢元武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他的情绪变化有什么关系吗？

上官元良安慰道：“你放心，你在这里是安全的。我也会和看守所的同志沟通，让他们加强对你的注意和保护。只是，有什么情况，你要告诉我，我才能帮你。”

思索良久，谢元武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你走吧。”他咬着嘴唇，蹦出这3个字，脸颊因为恐惧再次变得毫无血色。

上官元良和周西峰分明感觉到上诉人隐瞒了有关案情的重大事实，但是他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谢元武纠结到这种程度。

被看守所民警带走的那一刻，谢元武背对着上官元良，小声地说了一句：“等我想好了，会再找你的，不会太久。”

上官元良疑惑地盯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摄像头，心里似乎猜出了什么。

周西峰和上官元朗走出看守所，经过简单商议，觉得有人通过收买一些人，对看守所里的某人进行暗中警告或下黑手。

为了切实保护好谢元武，同时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周西峰立即找领导给湖东市公安局长打电话，让他必须保证谢元武在看守所的安全，否则将处分相关人员。

不出十天，上官元良接到看守所电话，上诉人谢元武点名想见他。

由于是谢元武点名见上官元良，周西峰为了让谢元武能够坦白事情，便没有一起同行。

上官元良迅速赶往看守所。他预估案件将会有重大转折。

“我已经把要说的都写下来了。”谢元武虽然没有象上次那么紧张，但还是盯着天花板一角的摄像头，紧张地说道：“你还需要什么，再告诉我，我再写。”

上官元良接过一个被胶水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信封上面写了一行小字：检察官收（必须本人打开）

在这封长达27页的自述材料里，谢元武交代了一段戏剧化反转的人生。

周西峰当然看到了这封信。

字里行间，有关这起蹊跷案件的诸多疑点，如同突然被找到的拼图碎片，使得整个案件终于得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两年前的一个上午，谢元武接到老板邵阳羽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监督几个工人干活。

他原本是一个连初中学历都没有的“无业游民”，因为学历不高、不善言辞，二十多岁了仍然没有固定工作。

为此，这一年来，他一直对老板邵阳羽感恩戴德，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哪有能力做这个监工？老板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监工的工作并不是很辛苦，但薪水高。底薪加分成，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元。

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天华省的省城湖东市，这个收入也算可以了。

谢元武非常需要这笔收入，他在20岁的时候有过一次没有登记的婚姻，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两口，很快因为没有收入而倍感拮据。

在一个酷热的夏日，妻子将不满周岁的儿子留给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谢元武的父亲早逝，母亲患有哮喘，如今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只能勉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