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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悄悄的来到了，带着不忍直视华夏的羞愧。回到上海，觉得又陌生又亲切。时隔两个多月的时光，这里更加死气沉沉，阴森可怖，如风雨欲来前闷热的牢笼一般。在棉兰的时候，虽然事务繁忙，却并不烦躁。因为所在之地并不怎么受到日本人的钳制，自然也少了些在民族感情上的压迫感。但是一回到上海，固然繁华胜之，人口胜之，却让人油然生出一股难以抗拒的窒息感。见到和自己相似面孔、相似神色的国人，不自主的觉得同病相怜，同感悲哀。

不过，便是在这样白色恐怖覆盖的环境下，红白喜事仍未间歇。到我们回来的时候，文家已经和唐家结了亲，年轻美貌的文沁嫁给了病怏怏的唐家三少爷。至此，文家对于元存勖自是恨之入骨，可是，无奈文沁依然心未放下——据说她死也不肯伤害腹中的孩子，执意让文家不要在此事上继续声张。以此为条件，她乖顺的嫁给了父母所青眼的唐家少爷。

这大概是诸多女子的必由之路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几个人不是被父母的、家族的强大的力量左右抉择呢？当年的方云笙是，一向强势的元存劭是，而今的文沁也是。甚至于文澍，也曾因为无法抵御外在之力而为难……

不过，文沁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十分诧异。哎，想不到她对所爱的男人竟然如此用心，远胜于我，几乎称得上“忠烈”——这原是形容臣子对君王的心意，此刻用在她身上也未尝不可。她的心里放不下元氏，可谓“忠贞”；能够以一己之力和父辈抗衡，自然也算得上“刚烈”了。

能够抗拒这种强制力量的，要么如我，在父母的宽容乃至纵然之下，一走了之。要么如元存勖一类，天不管地不管，犯了错、失了手还有人在一旁帮忙料理后事解除忧愁。

可惜，这两类人，犹如异类，在众人眼里，多少有些怪胎。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发现晋商诸人谈论的不仅仅是文沁嫁入唐家的事——那件事已经过了气；还不忘谈论我和王家的事——那就是为什么我依然老大不嫁，东奔西跑，丝毫不尊女子自重之道……

奇怪的是，在受到外族的压迫和折磨，而无以自救之时，这个古老的民族便发挥旧有的传统——折磨自己人。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孝道，推崇三从四德，倡导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派复古之风。

和母亲说起来，她只是劝我宽心，不要多想，也不必多听。因为在一个错乱的世道上，你怎么走，都难以走出完全正确的路。

果然母亲是见过世面、颇有智识的女人，她短短的几句话便让我转换了思维，如陶渊明所写的五柳先生似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现在这个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内天聋地哑、而只能听得见人间哀嚎的世道里，能活着，能说话，能吃饭，还有什么不足？！

回头想想大哥留下的产业，也是如此，顺其自然吧。撕破的关系不必费心弥补，潜在的机会倒是可以把握。由是，我尽可能减少在本土的生意往来，渐渐淡化和那些所谓世交好友的来往，而一步步将家族产业的重心挪向东南亚一带。甚至打算派人去欧美一带看一看，毕竟，如果战争结束——我相信它终有一天会结束，棋局先布，到时候也好落子。以此也能解决生意上的一时艰难，同时不误王家之业的长远发展。现在，无以伸展手脚的情况下，如我一类颇有想法之人自然只能老老实实的呆在笼中，以家庭和个人安命为主，小心翼翼，不惹当局，等待时机。

这期间，我抽了几次空隙，去舞月楼看了看苏曼芝，她似乎有些好转，但也不大爱和人说话，见了我，有时傻傻的笑，有时又默默的哭。我知道她心里的苦楚，却也没有什么办法宽慰她。如果有一个人像母亲宽慰我似的来说通她，也许会好些；可是这样的人并未出现。苏曼芝的哥哥债务缠身，依旧困在香港，须四处躲避债主；而她曾经的、也是唯一的所爱梁复，此前倒是来看过苏曼芝，但自从我自棉兰回来之后，还一直没有见到过他。听林秀娘说，梁复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出现在小公寓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