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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是条好混血狗。
时隔一年多，当惠特尼中校率领他的第三营在惠灵顿登上“亚兰·勃拉特”号的时候，布鲁斯扑到他脚下，热情地吠叫，撤娇地同他摇尾厮闹，甚至站起来舔他的手。
“又遇上您啦，查尔斯，我的朋友。”亚历克斯船长声如洪钟。“坐我的船运气好。我在太平洋上逛了两年，日本人的鱼雷还没擦着过‘亚兰·勃拉特’的漆皮。往左走，中校，还住您的老地方。您不是管那儿叫‘狗窝’吗?您还住‘狗窝’。”
遇上熟人，当然是好事。在单调的航行中可以消除寂寞。船离开尼古拉逊港，一直往北开。在紧张的船上训练和工作之余，惠特尼就去亚历克斯的船长室聊天。
“海魔”开拔非常仓促。惠特尼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也没有好好同范尼尼小姐道别。他的大部份行李都丢在老拉菲先生家里，使他的情绪很烦躁。
这天，他闷头在“狗窝”里喝咖啡。
巴西咖啡不对味儿。苦、涩，带着铁锈、重油、海藻和一股说不出来的霉味儿。惠特尼原想啜几口咖啡排遣寂寞，喝多了，心情反倒更沮丧。
“亚兰·勃拉特”号是按英国图纸大批生产的“自由轮”，从通用动力公司的加州船坞下水两年半了。它只适用装货，不宜载人，舷窗开得少，舱室狭窄、闷热，老掉牙的蒸汽机嘎嘎叫。它驮着惠特尼和他营里的八百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编在一支庞大而松散的船队中，慢吞吞地在斐济海上航行。
外面晴空如洗，热带的骄阳盘踞在天顶，真热。船上的水手不足额，甲板肮脏拥挤。野炮、吉普车、帐篷一摊一摊堆在甲板上，到处都是固定铁索，连走路都困难。他压下火气，磕磕绊绊挪到船长室。船长室在后甲板上，里面传出狗的叫声。
他敲敲舱门：“喂，亚历克斯先生。”
门开了，出现了秃顶结实的船长。
“您好！查尔斯，我也正想去找您。我这儿有瓶威士忌，咱们来干一杯。除了威士忌，勃拉特号上凡是用淡水煮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吃的。这是我从惠灵顿买的，要我二十块美元，真他妈贵！说是苏格兰老窖，我看是本地假货。”
“新西兰人还没学会骗人。”惠特尼说。
他们俩坐在一起，几杯酒下肚，兴致高涨了。他们先从勃拉特号谈起。惠特尼讲了瓜达尔卡纳尔的血战。亚历克斯当时正从努美阿和圣埃斯皮里图岛往瓜岛运兵，说起那血肉横飞的“瞭望台”战役，他们俩对“活下来”感慨系之。后来，惠特尼讲了新西兰和范尼尼小姐，亚历克斯讲了国内紧张的战时生产和物资短缺：“抽烟没有火柴，汽车没有汽油。造打字机的工厂在造机关枪；汽车工厂在造飞机和坦克。糖、小牛肉、酒都消失了——当然军火船上从来不缺这些东西。我太太南希，呃，她在洛杉矶当美容师。她抱怨没有卷发夹、假发、煎锅、孩子尿布、拌蛋器和龙虾叉。我对她讲：美国的孩子们在所罗门流血，你吃点儿苦算个屁。”
“象我这样岁数的人，整天血里火里，被一个年轻姑娘迷惑，也真是奇迹。”惠特尼倒了一杯酒。“要不是打仗，我一定要同范尼尼小姐结婚。她真象我的贝莎。”
“打仗也可以结婚。查尔斯，我看这一次打完就行了。你们当兵的办事怎么还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