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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铁骰子转起来，我们只能求上帝保佑。

——德国首相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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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当然也有可能蒙受永恒的羞耻。

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就是最好的例子。大战刚开始时，他已经67岁了，身体状况不佳，担任德军首领已经快到第9个年头了。做总参谋长时间这么长，说明他不仅负责打赢战争，还必须负责策划战争——战争的计划复杂得难以想象，其中包括1.1万列火车的运行时刻表。这些困难都必须由他肩扛。毛奇打仗没有一点儿拿破仑那样的热情。他在整个七月危机中，总是告诫别人要克制。俄国开始战争动员后，他转变了态度，变成了一个坚决拥护军事行动的人，但是，他的动机并不是渴望征服，也不是期待胜利，驱动他的实际上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德国政界和军界的高层中相当普遍。受这种恐惧折磨的人认为，德国正在被迅速强大的敌人包围起来，如果德国等到几年后再与敌人对决，德国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甚至能不能生存都是一个问题。毛奇并不认为德国的胜利会又迅捷又容易，他曾说：“未来的战争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争斗，参战国绝不会在其国民体力和意志崩溃前投降，即使德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战争也会将德国人民推至筋疲力尽的边缘。”

毛奇的这种预见性，是与他的悲观本性相一致的。他以善于描绘暗淡前景而闻名，就连德皇也曾嘲弄过他。他的悲观主义甚至延伸至贬低自己的能力上。1905年，在听说自己有可能超过一些更有能力和经验的同行而被提升为总参谋长之后，他对当时的首相说：“我这个人太喜欢沉思，过于小心谨慎。你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因太尽责而不适合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伟大指挥员所需要的“敢于冒一切风险”的气量。他对自己的总结没有错：他不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他更像是一个崇拜美学的知识分子，他比一般的普鲁士将军更文明。“艺术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需要。”他曾如此坦诚地说。他能这么说，说明他的价值观已经远离普鲁士容克贵族崇尚武力的传统。然而，他对未来的预见是正确的。他对前途的暗淡预见不仅是他性情的反映，也是他敏锐洞察力的体现。他能深刻地领会20世纪战争的严酷现实。

然而，对前途异常悲观的毛奇却固执地将自己和整个国家捆绑到以闪电战方式战胜法国的战略上。他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致，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战略的渊源是极度秘密的施利芬计划，其始作俑者为陆军大元帅阿尔佛雷德·冯·施利芬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他是毛奇的前任总参谋长。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法国、俄国建立起的协约关系。一旦德国爆发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德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施利芬在1905年自己退休前完成了这份计划。这份计划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假设：即使奥匈帝国与德国并肩战斗，德国也无法赢得一场与法、俄的长期战争；俄国无法迅速完成战争动员；由于俄国的巨大潜力，入侵俄国谋求速胜将陷入与拿破仑1812年夺取莫斯科之后的类似失望之中。这些假设能导致一个结论：德国必须先在俄国能发动攻击前就压垮法国，然而再移师向东，压垮俄国。

毛奇担任德军总参谋长后，采用了施利芬计划，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了大量修改。经毛奇修改过的施利芬计划最终失败了，因为没有能按照施利芬的规定在40天内使巴黎落入德国人之手。因此，历史书把毛奇说成是傻子或懦夫。施利芬的历史地位则完全不同，他被称为伟大的战略家，一位打开光荣之门钥匙的创造者，是无能的毛奇浪费了那把光荣的钥匙。这种说法非常不公平，毛奇的历史地位值得商榷。既然毛奇继承了施利芬计划，他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不允许修改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