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以商业起家，他们的心理上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现钱主义，一是计算主义。因为现钱主义，所以将来如何危险，他总是说：到那时候再说。这绝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时如何最为有利，却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为计算习惯，所以两种数字的比较，可做一切计划的根本。他们偏重物质元素，至于不可以数字计算的精神元素，总退居于背景里。

我们来到欧洲，随时给欧洲人说明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表面上虽然承认，心理上总带着怀疑。因此我就以中国人并军事学问上的立场，在德法两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点学问方面的见解，想把他们的根本观念廓清一下，现在把这篇汉文稿子寄到国内供国人参考。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第一点，是我们的乐观态度，这乐观并非眼前一时的享乐，而是悠久的长久的希望。我们对于历史，终于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综括。在欧洲人看来，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学问上研究固属有益，与实际的人生则不相干，在新教育家看来，这徒然造成了时代的落伍。但中国人却从这种历史教育中养成了一种特性，在今日就发生了影响。中国人是：因为时代经过既久，社会变迁自多，所以他的历史观念是强者未必永久强，弱者未必永久弱，汉、唐、宋、明，曾经几度的败亡，但未来复兴的一个模糊的希望始终涌现于国民的潜意识里。王夫之、顾亭林在宗族失败以后，仍是拼命著书，这种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国海塞尔（Hussel，胡塞尔）博士，在德国战败后重新把本国历史叙述一遍，提倡一种乐观精神，我觉得他的功效，比费希特的讲演还重要些，但较之顾王，犹不能望其项背。这种悠久的乐观态度，非今日物质文明、眼前享乐的人们所能明白。也许有人说现代的文化与从前不同，然而真正拿历史的眼光来看，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在其传染性、发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谓之文。所以文化这回事第一是敌我同化。蒙古人、满洲人会骑马，西洋人、日本人会用机器，但他骑马我也能骑，他用机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所以绝不能取胜，那么历史上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究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福煦将军指挥了一千万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补充，他却说一句话：只有自认打了败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败仗。我们知道福煦将军先有了这个根本信仰，然后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给他。换句话说，因为法国人精神的坚决，所以物质才能从贫乏里一天天充沛起来，武力才能从弱小里一天天强大起来。

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们有真正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你们把南京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就错了。史丹法尼[1]他倒懂此心理，他说现在中国人人心头有一个南京，日本空军炸毁了几座新式建筑，并不算一回事。

第二点，便是我们的决心，是直觉的，不是计算的。毛奇[2]将军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后要断。现在的欧洲军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难逢一次断。但战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平时的计算无论如何精密，到了战时仍不可靠。毛奇将军这句话的价值，就是把算和断分为两件事。断的时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打胜仗，然后打仗，这种军官就不能成其为军官。

从世界的眼光看来，敌人的飞机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们只有多少，我们当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领袖已经在计算中过了六年，现在不能计算，只能断。我们现在的抗战，便是我们的直觉，但这直觉已经过了一番计算的洗练。你们现在再用纯粹计算的眼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