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事前有相当准备，所以谈话时间虽少，却能集中于一个问题。居然得了许多我从前所不知道的材料，和事实进行上的要点，如今为便于读者计，只能把他们的话，综合起来，作为我个人的叙述。

天才家，能从现在的事实里找出一条理想的新路的，在中国有曾国藩的办团练兵即军事经济双管齐下的办法。在德国，亦可谓无独有偶的有一位菲列德大王[1]，与曾氏的办法却不谋而合。他第一天即位，就开库济民。有人说他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其实这不是现在人所谓东方文化，这是一种农业文化，中欧当时完全是农业社会，所以对于中国哲学容易感受）。在中欧诸邦君间，能懂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他的军队以佣兵为基础，而且佣的是外邦兵。因为普鲁士人口当时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军队倒有八万多。如果将邦内的壮丁当了长期的兵，就没人种田，结果会闹成军饷无着。

因为佣的是外邦人，所以他在军事教育上发明了“外打进”的教育法——（孔子教颜渊以非礼勿动目的？）就是从外表的整齐严肃，以浸润之，至于心志和同。军事有了办法，他随时注意到国富之增加。传说他想种桑，种棉，以土性不宜未能成功。所以七年战争除得了英国若干补助外，对俄、法、奥四周包围形势下的苦战，而国民生活还能维持过去。佛兰克于此，特别注意说：“你要知道，菲列德的军事经济调和法，虽则现在全变了，但是他还留下一件真正法宝，为德国复兴的基础。这就是官吏奉公守法（精神与组织）的遗传。有了这个正直精神，所以今天敢谈统制经济。”当时君民较亲，官吏中饱之弊，肃清较易。不过他能将此精神，应用到法律的组织上，如制定退伍恩给之类，所以不至于人亡政息，而能遗传下来。

英雄的遗产，是不容易继承的。可是不能怨英雄，只能怨自己。习惯老是引头脑走旧路，而忽略了当前事实的改变。法国革命了，拿破仑出来了，带了一群七长八短的多数民军，到处打胜仗。在普国军官看了十分奇怪。因为拿破仑也得到别一种的军队教育法，叫做“内心发展”。只须有爱国心，有名誉自尊心的法国成年男子，个个是勇敢的兵卒，帽子不妨歪带，军礼不必整齐，他的精神，恰恰同普军相反。不是“外打进”却是“里向外”。这个不整齐的法国民兵，数目上可比普鲁士大得多。

既然要多，那么佣兵是最不经济，而征兵是最经济的了。所以在也纳[2]吃了大败仗以后，却隆霍斯脱遂确定了义务兵役制。

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拿破仑看不起轮船，毛奇却深深地把握着铁路。他的分进合击的战略原理，有铁路做了工具，竟是如虎添翼。七礼拜解决了普奥问题，两个月到了巴黎，完成了德国战略的速决主义。谁知这个速决主义，又害死了人。

因为偏于速决主义，所以许多军事家想不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上占的怎样位置。但是当时一般经济学家对于国民经济观念之不澈[3]底，也是一个原因。

当千九百八十七年[4]间摩洛哥发生问题的时候，德国态度很强硬。英法两国，却暗中联合各国将商业现金存在德国银行的，尽量一提。这时德国中央银行没有预备，遂发生了恐慌。有人说德国态度因此软化，这可以说欧洲大战前，经济战争的预告。

在这时期中，德国参谋本部出版的《兵学季刊》中有一篇《战争与金钱》的研究（此文我于民国五[5]年为解说孙子作战篇起见曾经译出，托《东方杂志》发表，不幸的遭了奉璧，所以始终没有与社会相见。亦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此不很注意）。后来又有一篇《战争与民食》研究。偌大一个兵学研究机关，于范围最广阔，事件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到战时经济。民间的经济家也只有一位雷那先生的《德国国防力的财政动员》。

到了八月一号宣战，八号赖脱脑就提出统制原料的建议于政府。在军政部内因此添设了一个资源局，但是内务部却拒绝了。理由是军事所需的原料，已由军部与商人订约承包，到期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