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

淮海战役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把《孙子兵法》中的这句名言发挥得淋漓尽致。整个战役进程中，国民党陆续投入八十万大军，较之以解放军的六十万略占上风。但整体上不存在压倒性优势，尚属于“势均力敌”的范畴。 “敌则能分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调动华野和中野两支大军，对徐州“剿总”采取了先分割，然后各个击破的战略。

在命令华野粟裕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中央军委也于大战开始前的10月22日明确指示中野：“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当时已在前线指挥部的陈毅、邓小平当天就回电给中央军委，完全遵从中野直出徐蚌、牵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的意见。

淮海战役开始后，为保卫徐州安全，刘峙赶忙把驻扎蒙城的孙元良部调回宿县徐州一带，巩固徐蚌防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11月9日、10日电告陈、邓，提出：“你们务必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至要至盼。”“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并指出“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

为什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如此看重夺取宿县，且每次都强调“至要至盼”呢？

宿县是一座古城，地处徐州以南，蚌埠以北，扼南北交通要道，是安徽的北大门。此县离蚌埠不到一百公里，距徐州则更近，仅有七十多公里，素有“南徐州”之称。因宿县距离两地都比较近，交通运输便利，蒋介石一直把其作为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被服等战略物资。如果拿下宿县，就等于扼住了徐州的咽喉。国民党如果失去这个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和战略要冲之地，徐州必将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正因如此，蒋介石与徐州“剿总”非常重视宿县的防守。虽然宿县县城已有津浦路护路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张绩武亲自坐镇，为使宿县万无一失，仍于11月9日又命孙元良十六兵团即刻开拔宿县，确保徐州大后方的安全。

孙元良十六兵团除九十九军继续守备蚌埠外，其余部分于10日向宿县进发，傍晚到达宿县。孙元良视察一番后，甚为满意——宿县历来为战略要地，墙高沟深，加之国民党部队新建了坚固的防御体系，使得整个防区碉堡、地堡星罗棋布，战壕、鹿寨纵横交错。“这里弹粮充足，防御个十天半月根本不成问题。”孙元良给刘峙回电说。

孙元良在宿县屁股还没有坐热，兵团就接到徐州“剿总”的命令，说第七兵团在徐州东碾庄圩被共军包围，“剿总”决定派作战能力突出的部队解黄百韬之围，令十六兵团迅速集结徐州以南三堡地区待命。刘峙的朝令夕改让孙元良窝了一肚子火，但军令又不得不执行。十六兵团无奈撤出宿县后，当地只剩原守城的部队，其中一四八师兵力薄弱，刘峙特意要求孙元良留下一个师支援他们，但精明的孙元良并没有按照他的命令去做，随便找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早在11月3日，在徐州“剿总”卧底的“黄蜂”孔汉文就得到“无名氏”转达的重要情报，内容是“徐州‘剿总’命十六兵团向蒙城集结，可能向蚌埠、宿县移动”。到了11月10日，“黄蜂”又得到一个新情报：“孙元良兵团已从宿县全部撤离向徐州靠拢，目前宿县守卫力量薄弱，守军有交警第十六总队、第二总队三大队、第二十五军一四八师、装甲第七营及后方留守机关共一万三千多人。”孔汉文知道情报十万火急，马不停蹄就传递了出去。中央军委得知这一情报，结合在此之前刘伯承曾提出津浦线是国民党重要补给线，中野主力应在适当时机截断徐、宿间铁路线的建议，立即做出决定，指示中野迅速攻取宿县。

接到中央指令后，中野刘伯承司令员率野战军司令部从豫西赶到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