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降表月余后，靖康二年正月初九，金军以面议贡奉金银以及为金主加徽号事为由，勒令赵桓再次出城，就此禁其于青城斋宫。

又过一月，已经议定废立大略的金将们复令太上皇赵佶及所有赵氏宗室成员出城，分别扣押于青城相国寨及刘家寺皇子寨。赵佶、赵桓这一对皇帝父子，从此便永远地沦为了囚徒。

但在当时，甚至直至被押解北徙的途中，他们都还抱有一丝幻想，幻想着赵构或者其他什么人能够切断金军的退路，营救他们虎口脱险。

这个幻想，说是幻想，也不是全无变成现实的可能。因为金军以师老兵疲之旅，押运大批战俘和大量战利品长途行军返回北漠，毕竟非为易事。大宋王朝京城虽陷，军力未竭，两河之地远远未被彻底征服。倘若宋军聚集兵马顽强反击，将另有一番波澜壮阔的大戏好唱，或许竟能演变出一个关门打狗的局面亦未可知。

事实上，在两河地区，已经有两种武装力量为挽救危亡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其一是活动在河东路的欧小凤等举旗抗金的大小杆子。这些性质不同实力不一的民间武装，虽然无力抵挡金军的疯狂入侵，却善于在敌寇背后捅刀子下黑手。这些人是神出鬼没无孔不入，逮着机会便咬上金军一口。打得赢时，便将对手收拾个稀里哗啦，打不过时，便仗着地形熟悉溜之大吉。这样的零敲碎打，如果偶尔发生三两次，对金军来说不过是挠皮蹭痒。可它不只是偶尔发生，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便令金军十分头疼了。

而且像欧小凤部那样实力比较强的义军，有时也敢摆开阵势，与金军干一场硬仗。金朝特使完颜宗磐奉金太宗之命，率部前往汴京向宗翰宗望传达关于中原政权的废立旨意，在河阳境内就遭到了欧小凤数千人马的大规模伏击，一场血战折兵过半。此后他又不断遭遇其他杆子的突袭，及至到达汴京，包括伤员在内，三千人马仅余不足一千。身负箭伤的宗磐见到宗翰、宗望，连称河东一带土匪大大地厉害，金军经过此地安全保障的没有。

宗翰是从这一路打过来的，亲自吃过杆子们的苦头，知其所言不虚，深虑假如再有官军部队拉过去，此路便是杀机四伏。由是之故，后来金军分批北返，基本未敢取道西线。

另一种欲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武装力量，是新任河北兵马副元帅宗泽的部队。这支队伍的作用更为重要，所取得的战果也更大。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朝廷的正规军，而且是由于其主将宗泽的作战意图更为深远。

如果说欧小凤等义军自发地起来抗金，主要是出于对野蛮入侵者的刻骨仇恨，那么宗泽除此之外，还具有更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便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宋朝廷。保住朝廷就是保住江山，宗泽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均是以此为宗旨，立足河北而目观全局，因此他对金军的打击，便能更为准确有力地落在其要害处。

宗泽的秉性志向与李纲相仿，所不同者有二。一是作为一名儒将，亲自带兵的宗泽比李纲更熟知战术兵法；二是他比李纲年长二十余岁，如今已近古稀，龙困浅滩岁月蹉跎之感更为强烈。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英雄老去，机会方来。国朝横遭浩劫，实为大不幸事，却也为埋没一生的宗泽提供了一个奋起一搏的最后机遇。若能以迟暮之躯建不世之功于社稷，足以弥补平生之憾，亦足以向世人证明，他宗汝霖是何等人矣。

去冬金军南寇时，宗泽正遭罢职闲居东阳，未得参与军事。靖康元年九月，经中丞陈过庭等人荐举，他才被朝廷重新起用，受命出知磁州。当时太原真定已俱陷敌手，宗泽上任后，一面紧急修城制械招募义勇，一面密切注视战局发展，构思着解危破敌策略。从那时起，他便产生了歼敌于中原的设想。

既然御敌于国门之外已无可能，那便只有因势利导，设法教其有来无还。但他的职务只是个小小的磁州知州兼河北义军都总管，节制范围极其有限。他力劝康王赵构留在磁州，即是想借助其权威，调集大名府与真定府两路十余州之兵夺回李固渡。

李固渡在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