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在延迟多日后终于降达军营。但那圣旨却如当头一棒，将李纲的决战梦想击得粉碎。

李纲上书提出的请求，圣旨中只字未复，亦已无须作复，因为其事已与李纲无关。圣旨的大意是：两河宣抚使之职仍由种师道就任，命李纲交割职事后，着即离营赴阙。

言辞冰冷的圣旨宣毕，不仅李纲如雷轰顶，三军将领亦面面相觑。他们搞不清李纲何罪之有，竟被倏尔免职，心中都有些不平，但无人敢置一喙。

为时尚不足两个月，宣抚使来回撤换，已属咄咄怪事，临阵易帅，更属反常。李纲料想，必是自己又遭到了恶毒中伤。但他自思行端影正，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把柄可抓，又有许翰等人为之周旋，何至于皇上的态度发生如此的剧变呢？后来他才知道，此间变故的缘由非止一端，殊非许翰之辈可阻。先后被罢职者亦非止一人，其中就包括了许翰、吴敏乃至太宰徐处仁。

原来当宗望回师兵抵中山、河间时，因该地的兵民固守不降，两镇俱未沦于敌手。后来赵桓萌生悔割三镇之意，但又忌惮触怒金人，便遣王云、曹蒙为使，向宗望请求以贡奉租赋的方式代替割地条约。李纲率征师离京不久，王云、曹蒙从金营返回，奏称宗望表示宋朝的建议可以考虑。这其实是宗望的缓兵之计，耿南仲和唐恪却把它当作了金人欲与大宋和解的良兆。他们劝说赵桓赶快做出相应姿态，以求两国修好。赵桓当然巴不得就此息事宁人，避免兴师动武。毕竟用兵作战也要劳民伤财，耗资之巨未必在贡奉租赋之下。他便接连派人赴金，去谈具体条件。

张邦昌见状，马上顺水推舟，提出根据这个新情况，解围太原之举应当缓行，且宜即罢天下援军，以示言和的诚意。许翰等人针锋相对，坚称必须是以战求和，却被张邦昌等斥之为迂腐空谈。恰逢此时由于宋军节制不专，刘韦合、解潜、张灏诸军各行其是连遭惨败，更使主和派抓住了不可动辄言战的口实，极力撺掇赵桓做出了釜底抽薪的决定。但是太原怎么办，赵桓一时无主张，这便将李纲置于了骑虎难下的境地，也为张邦昌对李纲落井下石提供了机会。

虽然李纲当初挂帅是勉为其难，但他一旦出师，必不甘半途而废，这是张邦昌根据李纲的秉性料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一点做文章，运筹之妙便存乎一心了。李纲迫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急切上书请求增兵并且一统兵权，这就是一个足资利用的突破口。

张邦昌知道赵桓不可能轻易应允李纲，所以虽有许翰等人支持李纲的奏请，他却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抓紧时间先暗地里去做了另外一件事。他把危国祥召到府中，旧话重提，说二五请愿的主谋，朝廷是决意要追查到底的。此前无人肯出来做证，依老夫看不是没有证人，而是他们心怀顾忌，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朝廷的决心很大，只要他们据实出证，本相可保其一切无虞。这是为朝廷立功的良机，机不可失，切须把握。

危国祥深会其意：如今李纲远离汴京鞭长莫及，正好做手脚将其一举扳倒。为了挽回因上次事败而在张邦昌面前留下的无能印象，他决意此番将事做成。回去之后，他选择了几个比较贪财而又囊中羞涩的朋党，忍痛出血贿以重金，声称李纲业已失势，搜罗证据为其定罪的行动已在朝野秘密展开，墙倒众人推，你等若不肯做，自有肯做的人，将来那巨额的赏金可就要旁落他人之手了。将唾手可得的钱财拱手让人，岂不惜哉？至于种种顾虑，其实大可不必，李纲权势既失，连汴京都回不得了，还有什么能耐报复你等？这样连哄带诈好说歹说，终于诱得那几个人动心，相互串通好证词，编造下了一份诉状。

当李纲的奏折再次呈达朝廷时，成竹在胸的张邦昌在朝殿上说话了。他做出忧心忡忡之状启奏，李纲屡次欲将天下兵权俱揽其手，用心十分可疑，皇上不可不慎察。许翰、孙傅、何栗见他危言耸听，相继出班反驳，皆言李纲之请盖为守疆保国，非欲拥兵自重。疑其别有用心，更是无稽之谈。

这时张邦昌便提出了二五请愿之事，说业已查明其幕后之主谋确为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