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皇上与太上皇翻了脸，下面臣子之间钩心斗角的活动也开始抬头。

自神宗朝熙宁变法开始，宋朝朝廷中的党争就一直未断。党争的性质起初还比较堂皇，主要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变法派的政见之争。但到后来，事情就变了味，所谓政见分歧逐渐成了排除异己的借口，而其实质，则变成了官员们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相互倾轧。这种政坛拉锯战曾经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各派力量此起彼伏，大量官员卷入其中。许多人得势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失势时则遭到严酷的报复和迫害。徽宗时期的蔡京等人，就是借助这个手段，打着所谓“绍述新法”的旗号，炮制出骇人听闻的“元祐奸党案”，清除掉了大量的异己分子。

靖康朝建立于危难之际，当时强虏压境国门欲摧，命悬一线人人自危，官员们一时顾不上操作这种窝里斗。现在敌军已退危境已解，一些大臣便有了相互攻讦的精力和谋算。大约这也算是走仕途者的一项日常作业，身在官场，若不处心积虑地将同僚们挤对出局，自己又如何能捷足先登更上一层楼？

有些官员虽未必热衷于党争，却亦喜无事生非，终日里以高谈阔论务虚议空来显示自己的高瞻远瞩雄才伟略，其实也是为了博得皇上的注意和赏识。连日来这些人今天一个主张，明天一道奏章，所提者皆大抵是整修祖庙、检详祖制、倡习《春秋》、改革科举等无关紧要之类，却危言耸听振振有词地声称此皆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还有些在前一段时间遭受压抑者，认为现在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便居心叵测地提出要强化太学管理，收拾带头闹事的陈东，并揪出其幕后指使者，以期公报私仇渔利其中。

总之，在赵桓与赵佶摊牌的这段时间里，众多朝臣的注意力亦集中在了这些蝇营狗苟各怀鬼胎的烂事上。这使百姓们对新朝新皇皆大失所望。当时在汴京的市井间就流传出一首叫作“九不管”的民谣，讥讽朝廷是“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民谣中的“舒王”是王安石的封号。“聂山”乃聂昌原名，“昌”字为赵桓某日一时兴起御笔所赐，寄寓勉励其效仿汉高祖刘邦麾下的汾阳侯周昌忠心报国之意。“二太子”指金东路军统帅宗望。

无论是赵桓还是那些臣子，能够如此放心放手地进行萧墙之内的拳打脚踢，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意识基础，那就是认为当前外患已消，边事已宁。既然外部威胁已不存在，当然要回过头来抓紧解决内部问题。

然而，且不说他们解决问题的动机方向是否对头，单就“天下太平”这个认识而言，便是大错特错。金军业已北还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宋王朝从此便可高枕无忧。目下战略要地燕京地区仍在金东路军手中，西线重镇太原之围始终未解，威胜军德隆府等地又被金西路军于回师途中相继拿下，整个北部防线依旧是千疮百孔捉襟见肘，而金军则秣马厉兵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敌情严重若此，哪里是宋朝君臣想要太平便能太平得了的。

如果说赵桓及其臣属一个个全是毫无头脑的白痴，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屁股底下那把交椅也坐不住。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这种杀机四伏的局面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只是落在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上，而丝毫没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

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家安，这个大道理人人会说，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未必人人都会按照先国后家的原则去做。因为国家利益与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局部的利益，在许多时候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严重地背道而驰。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全国家利益，舍己为公碧血丹心一场，到头来受益的是别人，而自己却落得个倒霉透顶的下场，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赵桓和他的那些臣属们天生不是做这种非常不划算的傻事的人，所以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