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北撤，汴京解严，京城四壁守御使的使命到此完成。靖康元年二月十四日赵桓颁旨，李纲改任知枢密院事。

枢密院乃宋代总理国家军务之最高机构，位于阙门西南，与全国行政最高机构中书门下相对应，并称“东西二府”。举凡军机、兵防、边备、戎马之属，全国的禁军厢兵，乃至皇宫里的侍卫班直等武装力量，俱在其管辖权限之内。知枢密院事又称枢密使，品级为从一品。这个官职，处于与宰相对掌文武大政的地位，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而其任职者的资历须与宰相相近，由此可见该位权柄之重。

同日，吴敏迁少宰。隔数日，中丞许翰迁同知枢密院事，何栗迁右丞御史。这几个人都是与李纲关系不错的。太宰一职并未落到张邦昌头上，而是擢拔了一个各派人物都对其非议较少的大臣徐处仁。朝廷中与李纲政见不合者，除了已被罢黜出京的李邦彦、蔡懋，又有王孝迪、李棁等大臣相继落职。

如此一番人事变动，自然使李纲的行情见涨。趋炎附势乃官场常态，位高轿夫众，权重马屁多。如果李纲有意结帮拉派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广交善缘的很好机会。然而李纲生性不善此道，脑子里根本没这意识。对于曲意附比者，他一笑置之；对于求官谋职者，亦从不徇情许诺。这就不免时常开罪于人，在不知不觉中结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怨恨。张邦昌旁观此状暗自冷笑：你姓李的莫要牛皮哄哄得意得太早，如此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早晚有你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其实，李纲此时倒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

几天来，眼睁睁放走金东路军的深切遗憾，似一块浓重的阴云积郁其怀，始终不得释然。官迁知枢密院事，看上去位高权重，实际上却并不尽然。因为，依照宋制，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却无统兵之重。也就是说，他虽然有权调兵遣将，但实际上手里却无兵。统兵权是归所谓“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的。而这三衙之间亦互不统属，因此禁军没有最高统帅。遇有军事行动，将领们须分别听令于皇上本人。经过这么分权制约，无论是枢密使还是三衙中的任何一个都指挥使，其能够单独行使的职权，便被束缚得相当有限了。

此制始自太祖赵匡胤，其目的就是要将兵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里。它在立朝之初，对巩固新生政权，防止产生内乱，曾经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其弊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时间越久，其弊越重。多年来宋军屡次败绩沙场，军事指挥系统混乱、将帅无随机应变之权，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位居知枢密院事，若要以权谋私，空间可谓不小；但若欲决策军国大计，却远无自主之便。

这种相互掣肘的制度让李纲感到很不舒服，它不仅使他虽居其位而难尽其才，还往往会因政出多门而来回扯皮贻误大事。然而此制乃钢浇铁铸的镇国之宝，是赵宋王朝的祖传法典，纵有天大的弊病也说不得。你想动摇它，就是欲从皇上手中夺权。难道你想谋反不成？你有几个脑袋？李纲屡遭良策流产之痛，深知戴着镣铐跳舞之难，自然不会那从一品的乌纱一戴，便忘乎所以飘飘然乎。

况且，宦海沉浮不定，圣意反复无常，在过去的数月中，他对此感受很深。六月的天皇上的脸，知枢密院事这顶七梁乌纱他能戴多久，那是说不准的。既然如此，则升之何足喜，贬之何足悲？官场中人能持此心境者不多，这就是所谓荣辱不惊了。其实李纲也尚未真正修炼到那个境界，他之所以能以较为坦然的态度去面对潮涨潮落，不过是面对现实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而已。

不管现实中有多少桎梏，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该干的事还是得干，这一点李纲绝不含糊。有的人当官是为了发财，有的人当官则是为了成就功名。李纲的功名心是很强的，他的愿望，就是趁着手里有权，多做成一点事。能做多少算多少，总比一事无成强。所以在履行职责上，他是从不会消极应付的。

朝廷刚刚经过一场大劫，国计民生问题成堆，要想做事，那有的是事情需要做。由于战时是由他全面主政，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