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立刻成为美国在亚太战场的最大盟友，同时美国政府也立刻发现，国务院及军方真正懂汉语和中国的专家实在少得可怜。好在国内顶尖大学中还有几位刚刚获得汉学研究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可以为国家所用。这几位年轻的学人立刻服从国家的需要，离开平静的校园，来到忙碌的华盛顿。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政府和军方收集情报和分析战况。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批年轻学人有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芝加哥大学的柯睿哲（Edward A.Kracke）、耶鲁大学的饶大卫（David N.Rowe）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最远的是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Taylor），他也是所有人中对日军侵华最有切身体验的人。1937—1939年他在燕京大学进修时曾因反对日军占领被短暂拘捕，出狱后他完成了《为华北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1940年在纽约出版）一书。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后所建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为控制华北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措施；为打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38年1月成立）也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行动。戴德华利用在北京的便利以及多年的观察和资料收集，对双方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供了一幅侵略和反侵略的生动图景。1939年返回美国后他被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聘请，参与创建远东研究所，使之很快成为美国西部东亚研究的重镇，足以和东部的几所大学相抗衡。他到华盛顿后很快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中日战情分析专家。

从东部几所高校来到华盛顿的这批人当中，最年轻也最忙碌的是卜德。他除了参与起草有关中国的战情报告，每逢周末还需要从华盛顿返回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参加汉语培训班的美军士兵上课。当时美国政府在东部的几所大学设立了为期一年的美军特别培训项目（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主要培训东亚语言和国情，宾大是这几所大学之一。

就汉语来说，一年的培训分为四期。前三期是密集的语言学习，上午安排大班上课，四五十人为一班，讲授语音、语法等内容；下午是小班练习，十至十二人为一班，复习上午的内容，并反复进行口语会话练习。第一、二学期的内容相对简单，到第三学期，开始使用中国的报纸作为教材，口语练习也将难度增加为唱歌和讲故事，甚至背诵中国古诗。第四学期是最高阶段，要求学生阅读短篇的文学作品，并尝试翻译成英文。与语言培训同步还教授文化课程，第一期是地理，第二期是历史，第三期是政治和社会，第四期是综合性的国情教育。一年培训下来，程度好的学生在当时的美国就可以算得上一个中国通了。

在接受汉语培训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当中，日后最为学界所知的是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剑桥中国史》明史卷的主编），他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应征入伍。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此后他作为情报员前往中国工作，无论是在昆明和国民党打交道，还是在张家口和共产党接触，他的汉语能力都得到了中国同行的赞赏，这显然得益于他在哈佛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当时主持中文教学的是赵元任，使用的是赵专门为这批军事学员编写的教材《国语初步》（Mandarin Primer）。牟复礼后来还将这一教材长期用于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中。

在这一培训中诞生的另外一部有影响的教材是顾立雅（Herrlee G.Creel）主持编写的《报刊汉语》（Newspaper Chinese ，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