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月刊。它创办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中国丛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份刊物的原本现在已经很难一见，稍微常见的是日本一家出版社（Maruzen Co., Ltd）于1941年出版的影印本。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次推出了影印本，极大便利了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研究。

19世纪以来，西方人陆续在中国出版各种西文报刊，近代中国最早的西文报纸是《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1822—1823），在澳门出版，为葡萄牙文。在《中国丛报》之前出版的英文报纸有两份，一是《广东纪录》（Canton Register，1827—1843），一是《华差报与东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1833），《丛报》则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期刊。两家英文报纸虽然创办早于《丛报》，但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商业的内容，《华差报与东钞报》创办不久就停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刊载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专利权的文章。从分量上看，《丛报》每卷大约600页，并不少于报纸，而从内容上看，则要丰富得多，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它出版后很快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1829年裨治文来华前夕，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给他的指示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你的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向我们报告这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礼仪——特别是他们的宗教如何影响了这些方面。”显然，当时的西方人士对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很少的。裨治文来华后，更加深切地感觉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中西之间的交流基本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思想道德层面的交流少之又少”，这样的状况不仅让他感到“吃惊”，更使他感到“遗憾”。虽然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写过不少报道和文章，但在裨治文看来，它们不仅鱼龙混杂，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毕竟是多年前的信息了。他希望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报道，提供更新和“不带任何偏见”（《丛报》发刊词）的信息。

裨治文的想法得到了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支持。马礼逊是近代最早来华的传教士（1807年），早在1817年5月，他就曾支持另外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马六甲创办了英文季刊《印支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其内容包括：“来自中国和其邻近国家的各种消息；与印度、中国等国家相关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杂文逸事；译自汉语、马来语等语言的翻译作品；关于宗教的文章；关于印度基督教传道差会的工作进展；基督教世界的普遍状况”。（米怜《新教来华最初十年》）这份坚持了五年的刊物对于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22年米怜去世后停刊。1827年马礼逊计划在马六甲再次创办一份名为《印支丛报》（Indo-Chinese Repository）的季刊，刊载有关印度、中国等国家的语言、哲学、习俗、文化的论文以及各地最新的信息。之所以选择马六甲，首先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伦敦会传教士在那里已经打下了一些工作的基础，此外马六甲当地有不少华侨，与广州的往来也十分便捷，有利于收集和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