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的大风雪持续了两天半，二至五英尺厚的降雪，一路从东海岸的哈特拉斯角积聚到科德角，远至山巅尖顶，是本世纪最大的一场暴风雪，也是最令人头痛的一场。

纽约市运气不错，只下了二十三点八英寸的雪，大家已经对上帝感恩戴德了——据说波士顿会永远不见天日——这一切都得怪“自然之母”（应该是穿了女装的上帝吧？），通勤的火车被埋、超市的屋顶塌陷、剧院商店空无一人、旅客被困，大家都想回家，只有玩雪橇的孩子和越野滑雪好手乐在其中。

最后几片落雪飘尽后，太阳在星期五的清晨露脸了，仿佛呼应了报纸的呼吁。曼哈顿中城有如崎岖的冻土，人们在冻土上拖步重踏，踢踹打滑，有人扔雪球，跟狗玩，用塑料板拉着孩子。商店经理则站在门口微笑旁观。

蒂芙尼店里挤爆了忙着刷卡的顾客，不光第五大道的店家及附近的精品店人马杂沓，白原市及肖特山区的分店也不遑多让—再次证明了，只要品牌够硬，就不在乎有负面宣传。

“嗨，我们去看圣诞树。”

他们俩从周二早上起，便没见面或说话了。当时罗斯玛丽已精疲力尽，藉此将安迪和乔打发走，她在他们脸上各亲一下，把剩下的甜甜圈和两份报纸塞给乔，说声道谢。安迪说要去静修，但圣诞节早晨会赶回来吃早午餐。

她很高兴安迪能离开——安迪宣布时心情颇为沉重——不知是因为悲痛、罪恶，或二者兼具，才想去僻静，也不知道是否有人陪他去。罗斯玛丽想象安迪或一群人，待在沙漠中一栋供公子哥儿寻欢作乐的牛角土屋里。这又是另一项她不想多说的议题；反正僻静就是僻静。

“你在家吗？”

“在。”罗斯玛丽将电话拿到卧室窗边，“你在哪？”

“在四十五层，我刚到。”

“怎么来的？”罗斯玛丽望着底下铺盖公园的雪毯。

“飞机、直升机和地铁。想运动一下吗？雪大都堆到马路中间，被扫雪机清得差不多了。圣诞气氛超浓的。”

她叹口气说：“记得最后一次过节，我们有棵自己的圣诞树，你当时五岁半，我们还一起修剪，记得吗？”

“完全忘了，所以我还没有过节的心情。你有靴子吗？精品店一定都卖光了。”

“我有。”她说。

每个人都穿了棕、黑、红、黄各色靴子，还戴着手套、连指手套、围巾、帽子、耳罩，酡红着脸（平时应该是粉红色的），配着“我♥安迪”和“我♥罗斯玛丽”的徽章，用灿烂的笑容、发亮的遮阳镜或眼神，对你报以微笑。

“大风雪后的纽约市是最棒的，”罗斯玛丽吐着白气说，她跟安迪勾着手，夹在几十个人中，沿着中央公园南路，开心地重重踩在零车辆的马路中央。“会激发出人们最美好的一面。”

“看来好像是。”安迪回道，两人在第七大道驻足，看一些男女和儿童帮忙环卫工人，挖出一台翻倒的撒盐机。大道更远处，另一群人也做着类似的事，挖掘另一架大型的橘色机具。

他们随着其他人走在中央公园南路，偶尔彼此相扶，因为二十三点八英寸的积雪尚未压硬。

罗斯玛丽打扮得有若葛丽泰·嘉宝：大的新遮阳镜、头包围巾、宽边帽、《俄宫艳使》里的外套——也许是俄国上校穿的。这件外套罗斯玛丽差一点就送给行李夫了。

安迪的街头乔装从未失手：遮阳镜和一大枚“我♥安迪”徽章——立即把自己变成纽约市和全世界众多想模仿安迪的粉丝。

而且是模仿得“比较像”的一位。一位戴遮阳镜的警察朝他们走来，用戴着手套的手，对他竖起大拇指。“喂，安迪！”他咧嘴一笑，“太棒了！叫你第一名！”

两人朝警察微笑，安迪对擦肩而过的警察说：“谢谢，爱你哦。”

“连声音也很像！”警察大声喊道，还倒退指说，“再讲句别的来听听！”

“去你的！”

警察哈哈大笑地挥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