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许多年，我住在爱丽丝的小房子里，还从深埋在熏衣草下面的箱子里找到不少铜币，因此我一直对爱丽丝心存感激。在定居地待了六年之后，这些铜币已花得所剩无几，但足够让我熬过歉收季节最窘迫的几个月，能够支付议会收取的什一税，不管庄稼有没有收成，这笔钱都照收不误。我还资助了一些人，让他们不至于忍饥挨饿。来自我父母村子的小奥斯卡也生活在这里，抚养他的亲戚住得离我很近。他被送来的时候年纪太小，根本不可能记得我，但每次我见到他，都感觉跟以前的村子，乃至失去的过往一切又有了联系。尽管定居地的人们仍称呼这间房子为“爱丽丝家”，但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开始在这里落地生根。

其他欧米茄人也渐渐适应了我的存在，不过他们仍刻意保持着距离。我明白他们的顾虑，十三岁才被打上烙印来到这里，表明我之前从未被视为他们中的一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是个先知。我偶尔听到过一两次别人的窃窃私语，说我没有肉眼看得到的生理突变。“对她来说太容易了，”当我主动帮邻居克莱尔修补屋顶时，听到他对妻子内莎说，“她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要挣扎求生。”还有一次，我在花园里干活时，听到内莎警告克莱尔要与我保持距离：我可不想让她坐在我家厨房里。我们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现在又有个邻居能看透你的心思。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试图向她解释毫无意义。作为一个先知，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系列的印象，而不是一件完整的事情。我更可能瞥见东方十英里之外的一座城镇，或者大爆炸的景象，而不是偷窥到内莎私密的内心想法。我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在蚕豆植株上捡蜗牛，假装什么都没听到。自此之后我明白了，如果说欧米茄人被认为是危险的，那么先知的危险程度则要加倍。我发现自己独处的时间比在村子里时还要多，当时至少还有扎克陪我，虽然他不怎么情愿。

在爱丽丝的住处我发现几本书，这让我惊奇不已。欧米茄人不允许上学，因此大多数都不识字。但在那个挖出来的箱子里，除了铜币之外，还有两本手写的菜谱笔记，另一本记满了歌曲，其中几首我在村子里听吟游诗人唱过。对扎克和我来说，没有被分开就不能去学校，因此我们只能私下里偷偷摸摸读书。我们在母亲的指导下，更多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河岸边的泥地上，或者后院的尘土里描摹字母的形状。后来我们有了书籍，但少得可怜，包括父亲小时候用过的识字读本，上面还有图画，还有保存在村公所的“村志”，记载着这一地区的历史、本地的议员，还有他们负责监督执行的法规。即便在我们这个相对富裕的村子里，书籍也很罕见，读书是为了在集市买种子时能看懂包装上的说明，或者认出“村志”里写的关于两个路过的欧米茄人的名字，他们因为偷了一只羊被处罚金以及鞭刑。在定居地，很少有人识字，敢于承认自己识字的更少，因此书籍在这里是一种奢侈品，我们负担不起。

关于爱丽丝藏着几本书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我把这几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在翻页时书页都要从书脊上掉下来了。到了晚上，人们都结束了田里的工作，我回家之后会花几个钟头躲在爱丽丝的厨房里，遵照她紧凑而潦草的笔记指示，在面包里加入迷迭香，或者练习剥掉一瓣蒜最简单的方法。当我第一次按照她的指点，用刀的侧面拍碎大蒜，看着蒜瓣从它干枯的外皮里滑落，就像剥掉一颗糖的糖纸时，我感觉爱丽丝就在身旁，比定居地的所有人离我都要近。

在那些安静的夜晚，我常常想起母亲，还有扎克。一开始，母亲每年会给我写几封信，由阿尔法商人捎来，他们经过定居地时甚至都不会下马把信放下，而是直接从马鞍旁的袋子里扔出来。我来到定居地两年后，母亲写信说扎克在温德姆议会谋了个学徒的工作。又过了大约一年，更多的消息传来，扎克因为服务出色，逐渐开始掌握权力。到了第五年，母亲又写信来，说扎克的主人死了，因此扎克取而代之，坐了他的职位。那时我们刚满十八岁，但大多数议员都是在年轻时上位的。他们也死得很早，议会里的派系斗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