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用最典雅的文学体裁——诗，去写琐细的生活情状，杜甫是一个典范，例如这首《送路六侍御入朝》就是如此。题目中的“路六”，注家已经不能确知是什么人，能够猜得出的，这应该是诗人的一位发小，“童稚情亲四十年”，开门见山，点明两人身份。

“中间消息两茫然”，一别几十年，音讯不通，甚至互相不知道死生。“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分别之后，从未想过会在什么地方相逢，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家重逢的时候，却是在一个离别的筵席上。这颇令人伤怀，所以杜甫接着说，“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仇兆鳌说，“不分”是“不能分辨”的意思。这个解说有误，这里的“分”只能是去声，要读fèn，否则就不符合格律了。“不分”义同“不忿”，意思是桃花红胜锦，如此胜景却更为恼人。“生憎柳絮白于绵”，古人送别，常折柳相赠，柳意味着离别，因此柳絮惹来诗人的憎厌之情。这两句是写心中的烦恶之感。末联是承接桃红柳白而做的收结：春色大好，却更触动人的愁绪，何以消愁？唯有举酒。

这首诗没有惊人之语，甚至不用典故，像拉家常一般说开，这种完全白描的做法，所成的文字却极为浑成，自然而有味。老杜笔下，常常给人这种惊喜，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都是此类，看似平淡无奇，却非常耐读。

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一书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琐事猥语皆着不得。即李白诗酒轶荡，怀奇负气，亦不屑意世故。独杜甫抒所欲言，意到笔随，以尽天下之情事，逢源而泛应。”这段话点出了杜甫的一大贡献：拓宽诗路。杜甫用其艺术实践告诉世人，好诗是多样的，并不只有特定的几种类型。

将生活琐事入事，宋人在这一点上更加身体力行，但他们的一些做法，有时又走向了极端。譬如苏轼的这首《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如此句子，令人啼笑皆非，谐趣是有了，也让人看到了东坡的可爱之处，然而就诗本身来说，却没有多少思致，只能算是游戏之笔。

在词的创作上，宋人也不避忌生活琐事。黄庭坚《归田乐引》这样说：“拼了又舍了，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写情侣之间的相处情景，然而笔调过于戏谑，迹近侮慢词体，与他写诗时的严肃态度完全不相称，这也是游戏之笔，难以成为后学通衢。要以言之，杜甫开示给后人一条宽广的路，然而如何落笔，可谓存乎诗家之心。

对于诗来说，写不寻常的事，总是天然地占了一些便宜，历来受赞赏的好作品，不少就跟重大题材有关。然而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人的大部分生活，其实都是平常的，并不总是波澜壮阔的。如果说诗只适宜写重大题材，那么诗就未免离人太远了。

实际上，诗离古人并不远，它就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所谓诗的国度，包含了这么一个意思：诗是一种生活方式，浸润在人们的日常言行当中。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是不需要提倡所谓“诗和远方”的，朋友相聚、花间对月、登山临水，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面，都可以有诗，甚至是不能没有诗。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时代是不可能粗鄙的，偶尔的游戏之作，减损不了其雅正程度。

当诗不再与生活熔铸为一体的时候，当一个时代真诚地对那些文理不通甚至犯下平仄通押这类大忌的“诗”拍案赞赏的时候，那只能说明，诗国已经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