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作品与他所处的历史与时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我们在读李白的《将进酒》或《蜀道难》时，不会感觉到李白的诗与历史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他会有一个现实环境的背景，比如说我们猜测《蜀道难》可能是以唐玄宗到四川去为背景。可是李白在创作过程中，会把事件抽离掉。杜甫与李白个性极其不同，杜甫的每一首诗都有非常具体的事件，我觉得杜甫可以说是我们的诗人当中最具备纪录片导演个性的，他的诗有纪录片的功能，是见证历史的资料。纪录片最大的特征是不能加入自己太多的主观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李白的诗里面有很多“我”，杜甫诗里几乎很少出现“我”——他总是用绝对客观的角度。

《兵车行》讲的是抓兵。古代不断发生战争，需要有人去打仗，因为战争会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所以人们会逃兵，政府就去抓兵。杜甫看到了这个现象，就用民间的歌行体去描述这样一个画面。为什么杜甫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用诗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也许我们在读唐朝历史的时候，读不到《兵车行》所描述的画面，可是杜甫替我们保留了下来。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车子在赶路，马也在那边叫，一开始就带出街头上的混乱局面。这首诗中的杜甫是一个旁观者，他挤在人群当中，描述自己看到的现象。他一定在现场，他的角度不是贵族的角度，而是老百姓的角度。他采取的视点永远是最卑微的老百姓的角度，“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点出了军队，下面讲“爷娘妻子走相送”。李白的诗里读不到“爷娘妻子”这样的字词，杜甫为什么被称为“诗圣”？因为他在群体的家族文化当中，最关心是人的亲情。“尘埃不见咸阳桥”，人仰马翻，灰尘都起来了，灰尘大到连咸阳的桥都看不见了。

杜甫在一群小市民当中跑来跑去，有点像纪录片的拍摄者，拿着镜头拍了这些场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李白也从来不会说“牵衣顿足”，因为他不像杜甫那样活在人间，对杜甫来说人间的一切都是牵扯不断的。“牵衣顿足”，因为分别后大概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战争引发的恐惧感一下突现出来。一片哭声，简直都冲到天上去了。杜甫作为一个优秀的社会诗人，用纪录片的方法描述了一个时代开疆拓土的战争背后悲惨的事件。

唐代历史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帝王的功业，帝王的功业背后却是人仰马翻、妻离子散的悲剧。杜甫记下了这些悲剧，让文学成为另外一种历史。他让我们看到帝王将相的功业以外，人民被战争所牵连的悲哀与痛苦。“道旁过者问行人”，这句诗很简单，一个过路的人，去问旁边的人。李白的诗总是“我我我”，杜甫的诗都是这种路边的人，“过者”与“行人”，都是过路的人。纪录片的特点就是高度的客观性。纪录片最好的拍摄方法，就是创作者始终没有出来。这句话就变得很重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行人但云点行频”，“点行”就是征兵、抓兵，政府抓兵抓得太频繁了，所以民间不堪其苦。《石壕吏》是另外一部纪录片。大哥刚抓完，二哥又被抓走了，第三个男孩接着又被抓走了。“频”才是关键，所以后面引发的问题很严重，为了开疆拓土，为了发展帝王的功业，已经忽略了民间生存的基本稳定性。

杜甫的客观性一直延续下去，下面的话可能都是行人讲的。“或从十五北防河”，路边的人说，你知道有的人十五岁就被抓到北边去防河流泛滥，“便至四十西营田”，有的人是四十岁抓到西边去从事屯垦。几个例子完全是纪录片中的举证。杜甫不会从个人角度说，我不喜欢战争，而是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揭露残酷的现实。“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走的时候里长要替他们绑一个头巾，表示说要从军了；回来的时候头发都已经白了。

杜甫用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手法，把历史里面的悲惨事件一一做了记录，没有他的记录；我们会说唐朝是一个伟大辉煌的时代；读了他的诗，会看到辉煌灿烂的背后，有这样的悲剧在发生。杜甫的反战，是站在关心人民老百姓生死的角度，而不是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