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犯过一回“政治错误”。

那是在语文课上，老师教大家如何描写长安街的夜景。老师循循善诱，“到了晚上，长安街的两边亮起了什么呀？”她需要大家接“彩灯”。我小时候虽然挺蔫儿，但是偶尔说出一两句话来，听着还挺葛，这可能就是我说相声的天赋吧。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点起了蚊香。”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被我气哭了。语文老师二十出头，本是青春少女，平常却总是一脸严肃，穿得也挺沧桑，估计是为了镇住孩子们吧。那天她肯定在家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我这一接下茬儿，触痛了她的敏感神经。不然就是再脆弱的人，也不可能因为这点儿事儿痛哭流涕。

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了我一堂课：“你小小年纪，思想复杂。”那么大点儿孩子能复杂到哪儿去呀？老师先给我来这么一句，吓得我差点儿尿了裤子。

“你这是侮辱社会主义！”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人身上还有文革的影子。“幸亏你岁数小，要是岁数大点儿，你犯的就是政治问题。”这下儿我更害怕了。我爸爸就因为一点儿海外关系，就受那么大罪。我要是侮辱社会主义，那还不得判刑呀？

老师接着进行批斗，“我要把你的言论记到档案里。你们的档案是跟你们一辈子的，将来你走到哪个单位，都会带着这个污点！”那么大点儿孩子哪儿有档案呀？可老师就那么说。我一听这辈子都完了，我再也顾不上脸面了，放声大哭。

这件事让我后怕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期末拿到学生手册，看到评语一栏儿里没写我侮辱社会主义这件事儿，我才放了心。

我小时候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是有些极左的东西在学校还保留着，比如说吃忆苦饭吧。老师弄点儿棒子面，再从野地里拔点儿草，从菜站捡点儿菜帮子，放到大铁锅里熬得半生不熟，跟鸡饲料似的。每人盛一碗捏着鼻子喝下去，为的是别忘旧社会的苦。

学校还请老贫农讲解放前受苦的故事。给我们讲故事的是学校附近村子里的一个二流子，别人都下地干活儿，就他游手好闲，所以生产队就派他来糊弄我们这帮孩子。

老贫农声泪俱下，讲旧社会地主喝他妈的奶，把他媳妇儿卖到窑子，霸占她妹妹，逼他爸爸跳井……核着他们家人都让地主给祸害了，一个没剩下。

他还挽起裤腿，让我们看他腿上的伤疤，说是到地主家要饭，让狼狗咬的。学生当中有跟他一个村儿的，说那伤口是他晚上翻墙进院，偷看人家大姑娘睡觉，让人拿锄头打的。

别瞧老贫农没当过主持人，还挺注意互动。问我们，“同学们，你们说地主老财孙子不孙子？”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孙子！”

到了春天，学校还号召我们挖蛹。蛹是苍蝇的前身，老师说挖一个蛹就等于消灭了上万只苍蝇。我也不知道老师这账是怎么算的，反正老师让挖就挖吧。给每个人规定了数目，挖完之后交到学校，老师得亲自清点。

现在想起来，让孩子干这活儿，多不卫生呀？我也没见过蛹呀，就知道厕所里有。到厕所找了几条带到学校，老师说了，那不是蛹，是大尾巴蛆。

看了同学挖过的蛹之后，知道蛹长什么样儿啦。找那最脏的厕所，砖墙泥土地的，顾不得满地的粪便了，蹲那儿就挖。

挖蛹的孩子去了一拨又一拨，最后把厕所墙挖塌了，害得人们上厕所的时候都走了光。

孩子才管不了那么多那，挖完之后把蛹装到小盒里。第二天是星期日，在窗台上放了一天。周一交到学校，老师打开一看，飞出好几只苍蝇来。

我的童年没什么玩具。有一天上学的路上，捡了根儿猪尾巴，就成为了我的玩具，上课的时候在课桌下边偷着抡猪尾巴玩儿，结果被老师发现，猪尾巴被没收。

还有一回，上农村的菜地抓到只刺猬。我们院儿张爷爷刚刚去世，他那间屋子空着，家里人都不敢住，房门也没上锁，我就把刺猬放那间屋里了。

刺猬咳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