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我没跟师父完整地学过一段节目。当时师父的名气很大，艺术造诣太深，我们见了师父就紧张。师父让我跟付强表演一段相声，我们俩说得磕磕绊绊，满头是汗。师父自然不满，一顿训斥。然后亲自示范，让我们再来一遍。这下儿更紧张了，说得还不如上一遍。师父更加生气，又一顿数落。

虽说当时学不会，但是我把师父教的东西都记在心里了。回到家里放松下来，回忆师父示范的过程，一遍一遍地练动作，练表情，可以说还是继承了师父的一些东西。

相声这种东西不但靠学，更需要熏陶。那几年我们跟师父朝夕相处，随他四处演出，在旁边观摩。跟着他排练、对词儿，细心揣摩，潜移默化，受益匪浅。

师父的名气越来越大，演出越来越多，已经没有时间教我们俩了。他深感我们的传统功底太差，就介绍我们到他的师父、我们的师爷赵振铎先生那儿学习。后来赵先生去世，师父又把我们介绍到他的师叔丁玉鹏先生那里学习传统相声。

师父是按照他自己的艺术道路为我们设计的。当初他学艺的时候，他的师父演出忙，他就是跟着师爷学习，所以他也让我们跟着师爷学习。

丁玉鹏先生跟师父本没有太多的来往，但是师父隔三岔五地就去看望丁先生，送钱送东西。丁先生去世的时候，师父不但给了一笔钱买墓地，还从头到尾帮着张罗后事。为什么呢？因为丁先生一直教我跟付强说相声，师父认为这就等于帮助了他自己，所以他要报答。

我那时候一直给付强捧哏，相声说得不怎么样，还不肯下苦功夫学，天天喝酒。师父恨铁不成钢，所以每次到师父家，我都要让师父数落一遍。那时候我年轻，个性挺强，不理解师父的一片苦心，总是以沉默当作抵抗，师父说师父的，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后来为了避免挨训，去师父家的次数渐渐减少。有了段子也不让师父排练了，自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师父很气愤，但是拿我又没办法。

再往后相声不怎么景气了，挣钱有点儿困难。我当时没找着单口相声这一突破口，艺术上也不见起色。有十年的时间，我基本上脱离了舞台，跟着廉春明老师写剧本。

师父对我的做法心中很不满。他酷爱相声，他也希望他的徒弟是个好相声演员。但是他又说不出什么来，因为那些年我不说相声，比说相声挣钱还多。师父对我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有一次终于爆发了。

那时候我给师父写了个段子叫《新夜行记》，师父在北京台录像播出，反响强烈。里面有个包袱儿，说是汽车刹车不灵，把拉泔水的车撞到迪厅里去了。迪厅的服务员没看清，还喊哪：“扎啤来了，快卸车！”

有一回我跟付强到小饭馆吃饭，正好儿赶上拉泔水的车到门口儿，服务员高喊：“扎啤来了，快卸车！”可见那个包袱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个包袱儿，说是买了个二手车，没有挡把儿，拿个炒勺插上当挡把儿用。有一次我师父开车，正赶上警察查酒驾，警察往我师父车里看。我师父问：“您看什么呢？”警察说：“看看您这挡把儿是不是炒勺。”

央视春晚看上了这个段子，把我叫去提修改意见。春晚的相声必须短平快，人家要求把二十五分钟的段子压缩到十分钟以内。我呢？给谁干活儿听谁的呗。

导演又把我师父叫去，让我师父按照我改的本子排练。我师父认为我的删改本儿不适合他，拒绝了春晚。

过了几天，正赶上一次相声界的大聚会，北京的相声演员基本上都在场。我师父见到了我，大发雷霆。把这几年不跟他好好学相声，还有春晚没跟他商量就改本子，这些怨气全都发泄出来，狠狠地训了我一通儿。

那是师父对我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儿，在场的相声演员们也都很少见到我师父那么大脾气。最近有相声演员见到我，还提到师父那次跟我发火儿的事儿，可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师徒如父子，该发火就发火，有不同意见正常，但是丝毫不影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