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人不怎么贪财，这不是吹，是真的。

我追求的种种快乐，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达到。比如哥几个找个大排档一坐，喝着二锅头聊天；再比如找个国内小城市的宾馆一住，四下溜达溜达，体会一下儿当地的生活气息；还比如看看书、练练大字（只能叫练大字，跟书法没关系）、买俩手串儿，这都挺省钱的。

但是我也尽可能地多挣点儿钱，因为腰包里的钞票多，快乐就相对多点儿。

为了挣钱，我南下广州拍戏。后来没戏啦，我到湖南、山东演夜场，演饭市（伴宴演出），甚至到洗浴中心里演出。那种演出确实挺难受的，可花钱的时候享受呀。后来夜场也干不下去了，因为光会说笑话，不会唱不会跳。

接着想办法。那时候，各地电视台都办起了周末的娱乐节目，山东台有《快乐直通车》，河北台有《大家来欢乐》，江西台有……想不起来叫什么啦，就是现在北京文艺频道主持人秦天主持的那档节目。我就跟各节目的导演拉关系、套近乎，人家来北京请人家吃饭、喝酒、当三陪，为的就是每周都有节目录。

这是在90年代中后期，一个月小一万块钱的额外收入，那时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好景不长，几年之后，这些节目也停了。我又想了个挣钱的道儿——当编剧。

干晚会

先是给电视台的晚会写小品、串联词。那时候我跟相声作家廉春明老师、词作家白云海老师是一个团伙，基本上能承包一台晚会的所有语言类节目。廉老师负责外出接活儿、想点子，我负责写小品，白云海老师负责写串联词。

那时候的编剧不但负责文字，还得张罗。写完本子谁演？我们得负责联系演员、找小品导演。演一个节目给多少钱呀？我们得帮着演员跟制片方协调。那时候还不兴电子邮件那，我们还得租个车，四处送稿子。

等演员到了剧组排练，我们负责沏茶倒水，安排吃饭。真正录像那天，我们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跟制片人结账。很多节目跟电视台无关，都是文化公司搞的，结账挺费劲，得追着他屁股后头要。我们的稿费晚两天就晚两天，演员都是我们找来的，录完像拿不着钱，人家能饶得了我们吗？

记得有一回录像，明明跟文化公司老总说好了演出之前把一切劳务结清，录像马上就开始了，找不着他们老总啦。这下儿我们可慌了，十几个演员等着要钱哪！我们三个人一商量，干脆来个鱼死网破，他不给钱咱就不录像。

观众都已经在棚里坐好了。我们跟演员说，就在休息室待着，谁也别进棚。这下儿老板冒头儿啦，把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们。廉老师负责给演员发劳务，我负责给演员报出租车票。那时候录晚会管报销出租票，所以每个人都搜集几百块钱的，不报白不报。

都弄利落了，问演员一句，“谁的钱也不差了吧？”大伙说，“不差啦！”“录像！”这事儿想起来都后怕，要是人家跟电视台领导一汇报，“廉春明等人号召演员罢演。”那还不把我们给封杀啦？财路就断啦！

但是不罢演没辙呀。我们的钱可以不要，演员的钱谁给？我们自己掏钱给人家？不少明星大腕儿那，价格不菲，我们哪儿有那么多钱呀！

还有一回在湖南某地录像，录完像都快要回北京了，还没结账呢。在外地不敢罢演呀，罢演连回去的机票都拿不到，这帮人就困这儿啦。

上飞机之前有个欢送晚宴，市领导都到场。直接跟领导反应，人家该说了，“还艺术家那，就知道钱！”考虑再三，我们想出个办法来——苦肉计。

酒过三巡，菜过“无味”。大伙聊得热火朝天，白云海突然抹起了眼泪。廉春明老师配合说台词儿——

“这儿吃饭那，你哭什么呀？”

白云海：“这些演员都是我请的，现在还没拿着劳务那，我怎么做人呀！”

廉春明：“你别瞎说，咱们某某地的人最讲信用了，说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

白云海：“他们说录像之前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