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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有幸在多个场合跟世界植物学的中枢——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合作。20世纪80年代我创作了一部关于邱园历史的电视纪录片，片子主要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造物奇迹”（the Wonders of Creation）的浓厚兴趣[76]，以及探险家们从殖民地源源不断带回来的新物种为何被视作一种天赐之福。几年之后我去邱园采访，报道1987年[77]的十月飓风是如何将邱园这一植物宝库摧残成支离破损的残骸。但无论如何，生活仍要继续。就在飓风发生的数日后，我亲眼目睹邱园的科学家匍匐爬行在被连根拔起的样本树木之间，原本深埋地下的菌根全被掀出地面并交织在一起，使这些树全都动弹不得。

在这两次难忘经历之间的某年夏天，我花了一个月写了一本书，介绍邱园那蜚声世界的植物插画收藏。这些画被收藏在园内的植物标本馆，并按物种（而非作者）分类摆放在以同样顺序排列的标本旁边。精美绝伦的18世纪玫瑰画可能与晒干的真玫瑰花瓣只有一纸之隔，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齐呈现着鲜活的植物。

邱园的插画收藏超过100万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像勒杜泰和埃雷这样的大师的作品，有年轻的苏格兰制图员为前往殖民地的探险者绘制的图片，也有莫卧儿细密画画师按英国东印度公司指示统一绘制的风格一致的画作。这里既有显微镜技术人员极为细致的图解，也有十分清闲的退休大使馆官员的印象派水彩画。

正当我在邱园中浏览着这规模庞大、范围覆盖全球的视觉记录时，一群矿物学家走进来想要查看一些来自非洲西部的植物标本。他们感兴趣的，是一大类能从土壤中吸收金属并将其沉积在叶子上的杂草。（英国北部的老铅矿开采时会挖出不少弃土，上面长出的春米努草就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干燥了很久的标本，叶子里也依然留有微量的金属，只要用化学分析法就能检测出来。因此这些叶子就像试纸一般，若其中矿物含量高，就说明这株植物原来生长的土壤中也富含金属。让这些矿物学者对标本感兴趣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植物标本馆里的每一件标本上都准确注明了采集地点，于是这些标本实际上就相当于现成的挖掘指示标。

这忽然闯入的商业气息确实让我有点吃惊。我觉得颇为讽刺的是，杂草这些本身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东西，竟然本可以自18世纪起就成为开采地球资源的助阵大军中的一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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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帝国的扩张中，各种植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一支奇袭部队，殖民者借助它们的力量，将自己的经济优先项目强加在殖民地的文化之上。在18、19世纪，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78]的“环境帝国主义”，其核心就是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转变为种植非本地经济作物的模式，这些经济作物包括用于出口的橡胶、面包果树、罂粟、剑麻，以及后来用于花房和花园绿草带的外来植物品种。植物园，尤其是邱园，在这些项目中扮演了调度中心的角色，它们传播科学信息，研究种植技术，筛选优良品种，同时自己也进行植物的进出口。比如在将金鸡纳树从原产地南美洲扩散至全球的过程中，邱园就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金鸡纳树的树皮中含有奎宁，而奎宁是19世纪唯一可有效治疗疟疾的成分，倘若这种药没有充足的本地来源，欧洲对非洲和印度的殖民进程早就会因疾病而中止。

往小处说，邱园还参与了杜鹃花的普及，而这种植物后来成了英国最受欢迎的灌木。19世纪30年代邱园经历了短暂的衰落期，1841年政府指派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79]为院长，并明确指出邱园应当担负起将科学、公众兴趣和殖民地扩张结合在一起的责任。“一个国家植物园，”报告中写道，“应该成为所有同样性质的小型机构的行动中枢……接收他们供给的资源，并帮助祖国寻找植物王国中一切有帮助的东西。药物、贸易、农业、园艺和许多制造业将从中获益……”七年之后，威廉·胡克爵士派自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