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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日，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仅有一周了，这个胜利日标志着这场有史以来最狂暴混乱的战争彻底结束。5月1日这天，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园长在伦敦的轰炸遗址上，在一片异常茂盛的杂草丛边发表了一场演说。就在前一天，美国军队刚刚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可《泰晤士报》——也许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场演说的不同寻常，又或者因为什么其他深层次的寓意——将这场演说的新闻安排在他们当天的头版头条。爱德华·索尔兹伯里[17]教授站在萨沃伊教堂的废墟中（“这座教堂在战争中被击中4次，损坏11次”），告诉大家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已经在这座城市的伤口上建立起来了。这个故事里不但有战争的气息，还有这些从小听熟了名字的植物在旧街巷里涅槃重生所带来的怀旧气息，在雾都，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显得如此紧密。皮卡迪利街圣詹姆斯教堂的中殿被轰炸后，辅助消防队喷水救火，这一片原本潮湿灰暗的废墟上此时长满了蕨菜，让人眼前一亮。牛津千里光（Senecio squalidus，18世纪从埃特纳火山传入英国的一种植物）亮丽的黄色花朵给伦敦城墙上的碎石涂上了一抹明艳。齐普赛街上因轰炸破坏而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曼陀罗也蓬勃地长了出来——要知道曼陀罗可是古代药剂师眼中的万能药，也许四个世纪以前，就在这些地下室里，失眠者和牙痛患者就正要买它回去治病。牛膝菊（原产秘鲁）的英文名叫作Gallant-soldier（直译为“英勇的士兵”），对于刚结束一场世界大战的城市而言这名字十分应景，而这些小草也英勇地长满了八分之一的轰炸遗址。柳兰则把自己紫色的花潮铺向了几乎所有的轰炸遗址，怪不得伦敦人已经把柳兰命名为了“炸弹草”。这里除了这些美丽的花朵，还有一些貌不惊人却为人们所熟悉的植物：匍枝毛茛、繁缕、异株荨麻、酸模、欧洲千里光、车前草、萹蓄，还有《创世记》中提到的“荆棘和蒺藜”。索尔兹伯里教授一共记录了126种。这是一场杂草风暴，也是对还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提醒：那片轻掩在野性自然之上的文明是多么单薄。

不过伦敦人对于已经受伤的故乡又受杂草的侵犯到底作何感想，却鲜有记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愈合的过程，标志着生命在逆境中强大的恢复力，还是觉得这种入侵无疑是在脆弱城市的伤口上撒盐？说到底，这并非是英伦野玫瑰在混乱中开拓、崛起并达到顶峰的盛世景象，而是机会主义者、植物世界中的乌合之众揭竿而起的暴乱。也许就像杂草长久以来具有两面性，伦敦人的感受也是两者兼有。教授解释说，出现这种植物大爆发，是因为从杂草的角度来看伦敦大轰炸就像是一次大规模的松土，但我怀疑人们听了这个解释心里也并不会有多少欣慰。如果有些人认为这满地焦土之上茂密的杂草全是拜德国人所赐，那么应该提醒他们，土壤里杂草的种子其实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花园。

或者，真的来自他们自己的花园吗？园艺写作中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杂草完全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这并非是单纯的概念，而是说人类实实在在地创造了杂草，就好像它们巧妙地避开了演化过程，直接、完美、强大地从土豆田里长出来了。“没有我们它们活不下去，”大部分时候还算睿智的植物学作家迈克尔·波伦[18]坚持道，“没有人类来创造农田、草地和空地，大部分杂草都会很快消亡。田旋花在田地和花园里看起来凶猛无比，可在别的地方根本没法生长。”不过田旋花当然能在别的地方生长，而且必须具备这种能力。那些冲破界限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且最后形成“杂草”这个文化类别的物种，一定在大自然的某处有自己的据点，它们正是从那里开始自己雄伟的扩张行动的。

1877年，伦敦托特纳姆法院路南边尽头的缪克斯啤酒厂里，一口井发生塌陷，而这里向西仅几公里处就是70年后轰炸的中心。井下沉了1146英尺（约合350米），直落到从5亿年前的寒武纪起就在这里的岩石上。更靠近地表的地方有约25万年前旧石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