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日本国民自卫队，由海陆空三路奉命紧急向九州岛集结。这是日本战后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显著的一次具有军事性质的非常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此未置可否。日本通过其代表向安理会递交的文牍指出——如果对于近二百万中国人的不邀而至，日本政府不作出必要的反应，乃是对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失职。文牍尤其强调——那座浮城实际上已成为废墟，近二百万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处于疯狂状态，对日本的安定之威胁，甚至可以认为等同于任何侵略部队……

联合国安理会只能深表无奈的同情，告诫日本政府，在考虑日本国家安危的同时，尽量顾及人道主义的国际原则而已。

日本国内已然开始骚乱——九州岛以及一切沿海港埠市县的居民，也由海陆空三路，向国土腹地进行逃难式的转移和迁徙。机场上，人们争先恐后登上也许是最后架次的飞机，而它却根本升不了天，因为仍有万千人云聚机场，连一米可供飞机滑行的跑道也没留出。机场工作人员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各种车辆堵塞在每一条公路或高速公路上。喇叭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交汇成一片强大的噪音。自忖一时难以离开九州岛的日本人，寻找出形形色色的武器和可以当做武器的物件，将白布条扎在头上，准备为保卫国家与中国人决一死战。中小学生集体赶制一面面标语旗。在旗上写下“中国人，我将面包和牛奶摆在家门前施予你们，但是请勿进入我的家里”、“历史上你们曾怎样保卫过你们的国土和家园，我们今天也会怎样”之类的汉字……

东京——某些日中友好民间会社组织，号召其会员罢课、罢工、罢市、举行示威游行或静坐，抗议政府调遣国民自卫队对付中国人。他们在演说中呼吁——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公民，应该大敞门户，满怀爱心地欢迎中国兄弟姐妹的光临，因为这正是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偿还历史血债的最好机会。

“难道我们日本人民的良心背负这一历史血债的时日还不够久吗？难道还要我们的子子孙孙继续背负下去吗？！”

“难道中国人比法西斯还可怕吗？！”

“难民将至，刀兵相见，有损大和民族的民族形象！”

诸如此类的慷慨陈词，很是打动了一些日本民众的心肠。他们泪盈满睫。他们大鼓其掌。

但是更多的日本人并不接受演说者们关于人道主义和赎罪论的说教。他们斥骂演说者们美言惑众，全不顾二百万这一数字对于日本国家和人民必将造成的险恶威胁，也故意不去想那是二百万怎样的中国人！他们甚至猜疑演说者们心怀叵测，企图引狼入室，借助二百万心理和精神出现疯狂状态的中国人之力量，和在日本收买的间谍，企图趁机使日本改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倘“社会主义”是日本国门之外的东西，他们完全拥护日本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互贸互易的国策。但是倘日本有改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哪怕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们也会本能地感到如临大敌。他们恐惧“社会主义”，甚于恐惧二百万疯狂的中国人。毕竟，他们在“资本主义”的日本，早已生活惯了。他们的一切既得利益，都是“资本主义”的日本所提供所给予的。他们深知，一旦日本改变成“社会主义”，他们将彻底失去些什么。

而“社会主义”究竟也能带给他们点儿什么？却是他们无论多么富于幻想也没有丝毫乐观的根据的。二百万中国人啊！在二战后国民自卫队有限的日本，二百万疯狂的中国人，如潮席卷日本国土，岂不是想在日本搞“社会主义”便搞“社会主义”，想在日本搞“共产主义”便搞“共产主义”的么？有一点他们是预见得到的——只要受到号召，二百万一无所有的中国人，要不愿轰轰烈烈地在日本国土之上进行“共产”实践才怪呢！

于是各持己见各有所忧的两方面日本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于是防暴警察出动平息骚乱。

于是名古屋、大阪等大都市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有声援这一派的，也有声援那一派的。

于是从东京到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