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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

这是《一个人的诗歌史》系列作品的第二部。与此前出版的第一部一样，本书的5篇文章，所谈论的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人及与这一代诗人相关的诗坛往事。虽然90年代以后新人辈出，但这一批诗人，已经凭着他们出色的才华在当代诗歌史上获得了稳固的位置，目前，他们仍然创造力旺盛，时有佳作。推介他们的作品，梳理他们的创作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展现整个当代诗坛的状况，既是本人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为了证明：尽管没有任何一首诗能够阻挡一辆坦克，但优秀艺术品的存在，却能够让人对这个灵魂日渐倾斜的时代有了信心。

5篇文章，都是半新半旧之作。所谓“半新半旧”，意思是初稿曾经发表过，后来进行了很大幅度的增补和改动，成为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新作”，就没再拿出来示人了。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厚爱，使我在《诗歌史》第一部出版的半年后，就有机会将“诗歌史”系列的最新成果结集成书，内心实在是感动莫名。

除了写黄灿然的一篇发表于《汉诗》，其余4篇均来自于我在《花城》上开设的“诗人肖像”专栏。这个专栏每刊出一篇，我都会收到多个外地朋友的反馈。无非是指出我的工作很重要，文章很有价值。其实，我很清楚，朋友给予鼓励并不在于我的文字好坏、思想深浅，而是觉得像我这样的“闲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只有象牙塔里的专业人员才愿意干的事情，让他们有些诧异而已。因此，我要感谢《花城》杂志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改变形象”的机会。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出版后，反响还算不错，大大小小近百家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当然，好评居多，但也有少数读者、包括我的几个好友提出了一点共同的意见，那就是：个别地方“稍显枝蔓”，甚至有“注水”嫌疑。我想，这可能是这些读者对我的创作思路比较陌生的缘故。其实，米前这种风格既与这一系列文章的写作过程有关，也与我的文学追求有关。《一个人的诗歌史》写了很多年，初稿只有三五千字，随着掌握的材料的增加，篇幅也慢慢增大，一篇文章，从最初的三五千到七八千，到一两万，直到现在的三五万，不可能一气呵成，也不是三天五天能完成的，而且那些丰富的材料，也不是用一种方式就能够完全处理的。所以，有些时候，会给那些希望简单直接的读者一种“蔓延”的印象。实际上，如果从整本书的高度看，那些“蔓延”的部分，是与“一个人的诗歌史”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稍显枝蔓”的写法也是我有意为之，或者说是属于我希望达到的个人风格，因为我不希望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单纯得叙述某个具体诗人的经历，而是要求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以及思考贯穿其中。如同《诗歌史》第一部的后记所言，我操作的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体，总体而言，它是一部随笔集，但它又兼容了文学评论、人物传记甚至新闻报道的特征。这也是我的文章与一般作家的文章不大相同的地方。有的文章很利索，一条线走到底，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我的文章，则是走走停停，且随时会出现岔道，让你领略另一番风景后在回到正途来。只要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至于迷路，我就认为我的尝试无伤大雅。事实上，在众多读者的反馈中，的确也有一部分人表示，相对与对具体诗歌的阐释，他们更喜欢那些“旁溢斜出”细节。所以，这样的写法好不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能否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否敢于表露自己的内心，是评判这个作家是否对文学、对世界真诚的一项标准。有朋友提醒说，某篇文章的某些细节你最好删掉，否则有人读了会不高兴。我没答应，我的文章从来就不是为了让谁高兴或不高兴而写的，只是想客观地表达自己多年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已。再说，我不相信会有人狭隘到在读一本书时因观点不同而对作者产生责怪之意的程度。比如北岛，他是我心目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