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2543L2.jpg" />

药家鑫用这双弹钢琴的手刺死了张妙,他的未来也从此熄灭。“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h2>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h2>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个案件的审理引起举国热议。陕西西安，一个叫张妙的女人在骑电动车时被汽车撞倒在地，驾车者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六刀，导致张妙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死亡，杀人者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大三学生药家鑫。

舆论分歧巨大。几乎每次朋友聚会都会讨论。有几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几位认为对任何人都不应判处死刑，学法律的何帆一直没有表态。

问到我，我说：“死刑既然还没废除，就应该尊重现行法律，按现有的法条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谈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独子，你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说，“中国自古有‘存留养亲’的传统。比如，兄弟俩运输毒品，论情节都可判处死刑，考虑到他们的父母还健在，这时是不是得考虑留一个？当然，‘存留养亲’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兄弟俩把别人一家几口都灭门了，还需要留一个吗？……”

大家都不认可：“你这个也太……司法弹性这么大，还怎么树立权威啊？”

我自觉还算客观，觉得舆论中说的富二代、军二代那些传言都没去考虑，也不赞成群众去冲击法院，只是就事论事。“我记得，刑法里说，如果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虑从轻，对吧？”

他沉吟一下：“这个……算不算特别残忍？”

这次他被别人打断了：“这还不算特别残忍？这还不算社会危害极大？”

“与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杀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说：“故意杀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我作为旁观者并不用恐惧。但是撞人后杀人，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

他笑：“这是你个人的感受。”

我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说过么，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经验，经验不就是人们的感受？”

场上无话。

又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减免死刑，有人举了一个例子，说情杀就应该免死。

诸人争论，这位朋友请了两位女服务生进来，问她们：“如果一对情侣，男方出轨，在争吵中女方失手杀死了他，这女人应该判死刑么？”

两个姑娘互看一眼，说：“不应该。”

他说：“看，这是共识。”

两个服务员转身要走，何帆说：“等一下。”

他说：“我也讲个真实的情杀案子，一个男的极端不负责任，女朋友多次为他堕胎，女友第四次怀孕后，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他不想结婚，就把女友杀死，连腹中孩子一起焚尸，你们两位觉得应该杀么？”

两个女孩几乎同声说：“当然应该杀。”

“那到底情杀该不该免死呢？”何帆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人们对事情的感受和判断不同，跟讲故事的方式有关。正义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在个案中实现。”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电视新闻，我听到：“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转过身看电视时，穿着横条纹Ｔ恤的药家鑫，剃着平头，狭长的脸，眼眉低挂，签完死刑执行书，低头被两位戴着头盔护具的法警押着离开。

我看到这条新闻时，死刑已经执行完毕。

站在电视机前，心里一片空荡。

判决词里写：“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