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谈我上面提到的另一种品质，每一位君主都希望自己在人民心中是仁慈宽厚的而不是残酷无情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不要滥用这种仁慈。人们认为切萨雷·博尔贾是残酷的，但正是他的残酷才把罗马尼阿统一起来，并且带它走向了和平与诚信。如果仔细想一想，我们会发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人仁慈多了，后者为了获得仁慈的美名却使得皮斯托亚人<sup>49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所以说，为了让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君主就不能对残酷这个恶名过于介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他比起那些想要保有仁慈的美名，坐视混乱、凶杀、趁机掠夺等恶劣行径而不管的人仁慈多了。因为后者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群体的安危，而那些残酷的君主的刑罚不过伤害个别人。

在所有的君主当中，新君主总是无法避免残酷的名声。因为新生国家总是充满各种危险，正如维吉尔<sup>50借迪多之口说的那样：

疆土初定，形势严峻。

吾辈需潜心策划，保家卫国。

此外，君主应慎重对待所信之人和所行之事。不应妄自恐慌，草木皆兵，而应慎思明辨，仁而有节。以免由于太自信而粗心大意，或由于过分猜疑而不能容人。

这样一来就会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是受人爱戴好，还是被人畏惧好呢？答案最好是两者兼备———当然将两者集于一身是难上加难。如果君主必须在两者中作出取舍，那么，受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好一些。

对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见危险就躲开，有好处就上。当你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他们会对你全心全意———正如我在前面所讲到的那样，当危险很远时，他们会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为你流血牺牲，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子女。可是，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弃你而去。如果一个君主完全听信他们的花言巧语而不做其他准备，他就要灭亡。因为这种友谊不是建立在伟大崇高的精神之上的，而是依靠金钱买来的，这样的友谊在真正需要的时刻是指望不上的。

人们在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时，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顾忌要小得多———因为爱戴是靠恩义的纽带维系的。而人性是恶劣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随时都会背信弃义。可是对于畏惧，人们则由于担心那些必然降临的惩罚而心存忌惮。

在使用“畏惧”这一行为准则时，君主应当注意：即使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被人们所憎恨。如果能够做到既被人畏惧，同时又不被人们憎恨，那是再好不过的。只要君主不去抢占民众和下属的财产和他们的妻女，就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在剥夺他人的生命时，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和确凿无疑的证据，才可进行，否则就会招人憎恨。剥夺他人的财产与剥夺他人亲属的生命比起来，还有不同。人们忘记父亲的死容易，但忘记财产受损却是不容易的。再者，对于君主来说，夺取他人财产的理由是非常好找的，以掠夺为生的人总是可以找到夺取他人财产的理由。但是，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很难找，而且很快就会无影无踪。

当君主指挥一支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就必须将残酷的名声置之度外；如果没有这个残酷的名声，他就不能够使军队团结一致，并死心塌地地奔赴战场。下面这件事情可算得上是汉尼拔<sup>51的惊人成就之一。他曾率领一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混合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是处于逆境或顺境，无论是在军队当中还是对待君主都没有发生任何龃龉。这并没有什么原因，正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和超强的个人能力，这样就使他在士兵心目中既可敬又可畏。如果不是残酷无情，仅依靠其个人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

然而，那些不明就里的历史学家们，一方面对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就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却谴责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如果汉尼拔仅有超强的个人能力，那是不行的，这一点可以从西奇比奥的事例中得到印证。西奇比奥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