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帕纳卢加入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他把自己置身于抢救人员的行列之中，置身于他认为是自己应该呆着的行列之中，即参加第一线的抢救工作。他看到过不少死亡的场面。尽管原则上他注射过抗疫血清，是有免疫力的，但他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毫不担心的。表面上，他一直很镇静。不过，自从那天他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变了样。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紧张不安的神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现在他正在写一篇题为：《一个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的短论。当时在里厄的印象中，帕纳卢实际上是在写一篇题材更为严肃的文章，只是他没有讲明罢了。当里厄医生表示很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时，帕纳卢告诉里厄，说他在专为男教徒做弥撒的时候要作一次布道，借此机会，他至少可以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

“医生，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会对这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说实话，这次听道者的座位要比第一次布道时空得多了。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对本城的居民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城市目前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对大多数人说来，当他们尚未完全放弃参加宗教仪式，或是说，尚未到达这样的地步，即既参加宗教仪式又过着极端不道德的私生活，两者并行不悖，这时，他们会用一些缺乏理性依据的迷信来代替平时的宗教活动。他们宁可佩带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徽章或圣洛克的护身符，而不去望弥撒。

比如，本城居民迷信预言的习惯就是一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人们就已在期待鼠疫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一下别人，这种疫病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因为大家都深信它不会拖延下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灾祸真的会没完没了，同时，鼠疫结束就成了人人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互相传递占星术士的各种预言，或者天主教会的一些圣人的谜语。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论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

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另一些预测采用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鼠疫进行比较的办法，从而总结出历次鼠疫的共同点（预言把它们称之为常数），通过同样怪诞的计算，据说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下述的这一类，它们用那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是要在这个城市中应验的，而且事件又很复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②和圣女奥迪尔③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外，所有一切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唯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①《圣经-新约-启示录》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②诺斯特拉达米斯（150-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③圣女奥迪尔：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市民们以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当帕纳卢讲道的时候，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上坐着人。讲道的那天晚上，里厄在到达时，感到通过人口处的弹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