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尽管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忧虑，但每个人都能够各就各位照常办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样子这种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闭，他们就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情况就是这样，一种与心上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有些夫妇和情侣在几天前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天、或至多过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亲人的别离对他们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在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群拥向省府，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去向官员们申诉情况。情况都同样地值得关心，但又都同样地不可能考虑。说真的，需要经过许多天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处在毫无协商余地的情况中。“通融”、“照顾”、“破格”等词都已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枪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继续写信，不断想出些办法，希望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到头来终于是一场空。我们所设想的办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谁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收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星期之久，我们只能重复地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呼吁，这样过了一阵，原先出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字句来表示我们艰难的生活。这番固执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这种和墙壁进行的枯燥对话，结果看来还不及电报的规格化的用语顶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口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这一来，也有些家庭——但为数不多——一心只想与亲人相见，不经慎重考虑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去请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回来。然而那些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亲人驱人虎口，于是宁愿忍受别离之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只出现过一个例子，说明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但出乎人们意料，这次事例并不涉及一对狂热的爱情凌驾痛苦之上的情侣，而是发生在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尔太太是在发现鼠疫前几天到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