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c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①普罗科匹厄斯（约499——565），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

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谐调：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