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清晨六点，两位神父带领十三个女学生为死去的三个军人和陈乔治送别。女孩们用低哑的声音哼唱着《安魂曲》。我十三岁的姨妈书娟站在最前面。日本兵离去后，她们就用白色宣纸做了几十朵茶花。现在一个简陋的花环被放在四具尸体前面。刚才女孩们抬着花环来到教堂大厅时，玉墨带着红菱等人已在堂内，她们忙了几小时，替死者净身更衣，还用剃刀帮他们刮了脸。戴少校的头和身体已归为一体，玉墨把自己一条细羊毛围脖包扎了他脖子的断裂处。她们见女孩们来了，都以长长的凝视和她们打个招唿。

只有书娟的目光匆匆错开去。她心里还在怨恨，在想，世上不值钱不高贵的生命都耐活得很，比如眼前这群卖笑女人，而高贵者如戴少校，都是命定早亡，并死得这般惨烈。

她看妓女们全穿着素色衣服，脸色也是白里透青，不施粉黛的缘故。赵玉墨穿一袭黑丝绒旗袍，守寡似的。她的行头倒不少，服丧的行头都带来了。书娟很想剜她一眼，又懒得了。妓女们在鬓角戴一朵白绒线小花，是拆掉一件白绒线衣做的。

英格曼神父穿着他最隆重的一套服饰，因长久不穿而被虫蛀得大洞小眼。他一头银白色的头发梳向脑后，戴着沉重教帽，杵着沉重的教杖走上讲台。

葬礼一开始，书娟就流下眼泪。我姨妈孟书娟是个不爱流泪的人，她那天流泪连她自己也很意外。她向我多次讲述过这三个中国战士的死亡，讲述这次葬礼，总是讲：“我不知到底哭什么，哭得那么痛。”老了后书娟成了大文豪，可以把一点感觉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一大堆文字。她分析她当时流泪是因为她对人这东西彻底放弃了希望：人怎么没事就要弄出一场战争来打打呢？打不了几天人就不是人了，就退化成动物了。而动物也不吃自己的同类呀。这样的忍受、躲避、担惊受怕，她一眼看不到头。站在女伴中低声哼唱着《安魂曲》的书娟，眼睛泪光闪闪，看着讲坛下的四具遗体。

她从头到尾见证了他们被屠杀的过程。人的残忍真是没有极限，没有止境。天下是没有公理的，否则一群人怎么跑到别人的国家如此撒野？把别人国家的人如此欺负？她哭还因为自己国家的人就这样软弱，从来都是受人欺负。书娟哭得那个痛啊，把冲天冤屈都要哭出来。

早晨七点，他们把死者安葬在教堂墓园中。

英格曼神父换上便于走路的胶皮底鞋，去安全区报告昨夜发生的事件，顺便想打听一下，能否找到交通工具把十几个女学生偷偷送出南京。哪怕能有一辆车，把女孩子们安全运送到拉比先生家里，或者让她们在罗宾逊医生住处挤一挤都行。只要有一两名安全区委员会的委员跟随车子，保障从教堂到拉比先生或罗宾逊医生的宅子五公里路程上不被日军截获。发生了昨夜的事件，英格曼神父认为教堂不但不安全，而且似乎被日军盯上了。他觉得日军在搜查阁楼之后，一定会怀疑那些女学生们没有离开，从而怀疑法比给他们的解释：在南京陷落前，所有女学生都被家长带走了。英格曼神父甚至恐惧地想到，日本兵连女孩们的气味都能闻出来。他记起昨夜，似乎听到一个女孩失声叫喊了一声。但愿那是错觉，是紧张到神经质的地步发生的幻听。

就在英格曼神父分析自己是否发生过刹那的听觉迷乱时，隔着半个地狱般的南京城，那位日本少佐也在想他昨夜听到的一声柔嫩叫喊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这样写少佐当然是武断的，凭空想象的。不过根据他这天下午就要付诸的行动，我觉得我对少佐的心理揣摩还是有些依据。在那个年轻的教堂厨师被子弹打中倒地，少佐听见了一声少女的叫喊。很年轻的声音，乳臭未干。接下去少佐听了搜索阁楼的士兵的报告，说阁楼是个集体闺房。离开教堂后，他把那声叫喊和十几个铺位、十几套黑色水手礼服裙联想起来，怀疑那十几个女孩子就藏在教堂里。少佐想象十几个穿着黑呢子水手裙的少女，她们皮肤在手掌上留下的手感一定就像昂贵的鲜河豚在嘴唇和舌头上留下的口感，值得为之死。他肉体深处被吊起的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