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晨，威尔逊教堂其实已失去了它的中立地位。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十五个女同学怎么也不会想到，英格曼神父从江边把她们带回教堂，她们被极度疲乏推入沉睡之后，一个中国军人潜越了教堂的围墙，藏进了教堂墓地。这个军人是国军七十三师二团的团副，一个二十九岁的少校。

我姨妈向我形容这个姓戴的少校是“天生的军人”，“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为了理想而不为混饭而做军人的。”戴少校很英俊，这是我想象的。因为理想能给人气质，气质比端正的五官更能塑出男性美。这种男性也更讨女人喜欢，讨我姨妈那样渴望男性保护的小姑娘喜欢。

戴少校所在部队是蒋介石用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精锐师。像七十三师这样的精锐师，蒋介石有三个，是他的掌上明珠。三个师的总教官是法肯豪森将军，一个不生气也带着轻微德国脾气的德国贵族。在一周内几乎把日军赶进黄浦江的就是戴少校的部队。

戴少校在十二日傍晚还打算带半个营的官兵死守中央路上的堡垒。天降黑的时候，大批士兵军官向江边方向跑。从他们的陌生方言里，他大致听得懂一个意思：唐司令官下午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全线撤退江边，撤退命令在一小时前已经下达。

戴涛认为绝不可能。他的步话员没有接受到任何撤退命令。假如他戴副团长所在的精锐师没有奉命撤退，这些讲着蛮夷语言的杂牌军怎么能擅自扔了武器，埋了军火，先行撤退了呢？

接下去是撤退和反撤退的谈判，叫骂以至开火。当然，在军事记载上，它是一场“误会开火”。戴涛手下的一个连长被撤退大军推倒，连长站起身就给了推他的人一枪。所有奉命死守的士兵立刻分化为二，大部分被撤退人潮卷走。剩下的二十多个官兵仗着自己有武器而撤退大军已自行缴械，开始向逃兵们正式开战。打了五六分钟，撤退的大队人马里混进坦克和卡车。坦克和卡车被戴涛的小股阻击部队拦阻了，徒步撤退的士兵们趁机爬上车辆，又被车上的人推下来，几分钟里，戴涛把“溃不成军”这词的每一笔画都体味到了。作为他这样一个军人世家子弟，世界末日也不会比如此溃败更令他悲哀。这就是他下令停火的时候。

等他和副官来到江边，已经是晚上十点。江边每一寸滩地都挤着绝望的血肉之躯，每条船的船沿上都扒满绝望的手，戴涛被副官带到这里带到那里，但没人在听到副官报出戴涛的军阶和部队番号时让步，他们走近最后几艘逃生船只。到了凌晨一点，想上船的人远比船的最大容纳量要多出几十倍，扒在船沿上的一双双手以非人的耐力持续扒在那里，一直扒到甲板上的船老大对着那些手指抡起斧头。

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已经凌晨三点半，江面上漂浮的不止是机动船和木帆船，还漂浮着木头澡盆、樟木箱、搓衣板。人绝望到这种地步就会成白痴，把搓衣板当轮渡搭乘，妄想渡过长江天险，渡到安全彼岸。戴涛估计最先乘木澡盆和樟木箱的人已经葬身十二月的江水了。他和副官调头往回挤。

副官跟他走散的时间是清晨四点。一路仍然挤满往江边跑的士兵和市民，一个士兵骂骂咧咧地在扒一个骂骂咧咧的市民的长衫，那市民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单褂衣裤，赤着脚，冻得浑身冷噤，也不愿意穿上士兵“等价交换”给他的军棉衣。戴少校对那个士兵叫骂，士兵像根本听不见。假如少校不是舍不得仅剩的五颗子弹，这个化装成南京小铺掌柜的士兵就又是一场“误会开火”的牺牲品。

戴涛在巷子里摸索着往前走。没有倒塌的房子都紧锁着门。有个院子塌了一半，前门被烧成了炭。戴涛走进去，在一个廊沿下发现一串串没有完全晾干的山芋干。他把它们全部拽下来，塞进衣袋。

他按照记忆中的南京地图往东跑。敌人大部分从东边来，假如他能顺利过渡到敌后，进入已经失陷的乡村，就能依靠地广人稀，敌在明我在暗存活下来。从那儿，再打算下一步。当军人不光是靠知识和经验，也靠天分。二十九岁的少校是年轻的少校，是天分让他